潍坊核雕漫话一
潍坊核雕漫话
（《人文潍坊》第一版）
韩鈡亮
核雕同风筝、年画、嵌银漆器一样，是我们潍坊独具特色的传统手工工艺。一枚卑小的桃核，经大师独具慧眼的发现，再加以巧夺天工的创造，转瞬间呈现出万千气象，从而成为价值连城的瑰宝，这就是艺术的不可思议之处。公元2008年6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潍坊核雕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我市工艺史上里程碑式的辉煌标志。沿着这条艺术之河而上溯下瞰，你会看到张大眼、都渭南、杜兰桂、考功卿等一代代核雕大师的不朽身影;同时还会发现，在新世纪的今天，更有愈来愈多痴迷核雕的人，正继往开来，发扬光大，用他们犀利的雕刀刻画出斑斓多彩的春色……
潍坊核雕漫话二
小小桃核能容天地万象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
——庄子《齐物论》
关于核雕的“闲言碎语”
核雕，应属于民间微型雕刻工艺的一种。核雕使用的材料，一般来说是桃核、杏核、核桃，或橄榄核。就工艺而言，核雕区别于姊妹工艺譬如木雕、牙雕、玉雕之类的，应是艺人巧妙利用果核上的自然络纹，经艺术构思，“因势造型”，然后动用锉、凿、刻、掏、削、磨、修光等多种手段，终使其成为艺术佳品，展现出“化腐朽为神奇”的特殊魅力。
有句名言说得好：“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其实何只树叶，世界上也没有络纹完全相同的两只果核！既然如此，那么世间所有的核雕作品，其尽可“雷同”，却难以“复制”，而这，也就决定了核雕作品之“唯一性”。
笔者虽非核雕艺人，却与核雕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缘。那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我与核雕大师考功卿先生同在潍坊市政协的文体组，得以多次交往，成为朋友，并从他那里获得了许多有关核雕的逸闻趣事。不仅如此，我还曾以考功卿为“模特儿”，将我们潍坊民间艺人的光辉形象给搬上了银幕，那就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神风威龙》，电影里考超然的人物造型，化妆师就曾“参考”了考功卿的形象，片中出现的那几件核雕物件，都是从考功卿那里借来的实物。
考老在世时曾对笔者说过：“南方核雕艺人，刻的多是橄榄核，我们北方，刻的多是桃核。”此南方，指的是江浙一带，其中心为苏州；而北方，主要是潍坊市。考老这话将中国核雕艺术分成了南北两派，而潍坊，无疑是北方派的佼佼代表。
考老还曾告诉笔者：潍坊核雕，早年流行于乡间，一般是桃核雕就的花篮、小猴、小兔之类的生肖饰物儿，挂于身上用以辟邪祈福，其实刻工很粗糙的。但若在大户人家，或寺庙场所，当然也能见到高雅的精品，譬如手串、念珠、朝珠、扇坠之类，刻的则是婴戏图、渔家乐、龙舟、马车、福禄寿三星、八仙过海、梁山一百单八将等等各种题材，它们被官宦或者文人所欣赏，所珍爱，有的甚至还配上象牙底座，摆放案头以供日夕观赏。据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清乾隆年间陈祖章所刻的橄榄核舟，取材于苏轼夜游赤壁，其舟底刻有《后赤壁赋》全文，堪称传世珍宝，但可惜我们无缘亲睹。
笔者以此为线索，查到了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后半生》中曾经提到，清朝皇宫里倒是保存一只乾隆皇帝的“百宝匣”，其匣中一格，装有一对揉手核桃，其上雕刻诸多神话人物。另据史料记载，乾隆当政时期曾下专旨，将核雕名家杜世元招进宫廷于造办处供职，大清皇帝对核雕的嗜好也由此可见一斑……
由此我想，不管怎样，核雕作为一门工艺，在它身上，的确积淀了太多太厚的“人文”元素啊！
谁是核雕的祖师
任何一门艺术都有它的源头，也该有它的祖师，那么核雕艺术的源头在哪？它的祖师又是谁呢？
对此笔者曾翻阅书籍，也曾请教潍坊的核雕艺人，都说其源于唐宋，但仅是猜测，并无史料佐证，真正见诸文字记载的，是清人涨潮编入《虞初新志》的那篇《核舟记》（作者为魏学洢），证明核雕在明朝晚期（即天启年间），其作为一门技艺已经相当成熟。而从“网”上搜索，发现《清秘藏》曾记载明朝宣德年间，有个叫夏白眼的艺人，“能于橄榄核上刻十六娃娃，眉目喜怒悉具。或刻子母九螭，荷花九鸶，其蟠屈飞走绰约之态，成于方寸小核。”果然如此，那么宣德朝比天启朝要早二百年，显而易见，核雕技艺在十五世纪初期即已处于滥觞阶段了。
源头既难探究，而祖师也未必就是夏白眼。夏白眼这名字很是陌生，今天“核雕圈里”人们崇奉的“祖师”级人物，倒是《核舟记》里的那个“奇巧人”王叔远。原因无他，仅仅是《核舟记》曾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古代散文选》，和中学的《语文》课本，大家都能朗朗地背诵“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罢了。
但是考功卿先生却力排众论，有他自己的说法儿。他曾拂着长髯很自豪地亲口对笔者说道：“我们核雕艺人的祖师不是王叔远，而是天启皇帝！”当时我很震惊，耳畔不啻惊雷，后来把这句话变成“台词”，写进了电影剧本《神风威龙》之中。
考功卿的说法，是源于他本人的一段经历。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他长住青岛，在潍县人田氏所开的“扣雅斋”工艺品店铺里做活计，因此得以结识了一位喜爱收藏的日本商人。这位日商见考功卿能刻桃核，便说“隔天我也拿个桃核，让你开开眼界”，之后果然拿来了一枚核雕。考功卿一看，刻的是钟馗捉鬼，其刀法古朴简练，人鬼形神俱佳，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功力。尤令他拍案惊奇的，乃是钟馗那件袍子掀起的一角上，刻着四枚蚊足小字：“天启御制”！……
考功卿当然知道，天启就是明熹宗朱由校。据史书记载，朱由校秉性“庸懦”，在位时“妇寺窃权，滥赏淫刑”，致使大明王朝纲纪颓坏不可收拾。虽然如此，但他本人既不好色，又不爱钱，只是贪玩，而且“玩”得很有艺术水准。史籍《先拔志》称其“斧斤之属，皆躬自操，虽巧匠不能过焉”，因此后世之人戏称他为“木匠皇帝”。蔡东藩所著的《明史通俗演义》，也说“熹宗颇有小慧，喜弄技巧，刀锯斧凿，丹青髹漆等件，往往亲自动手。”据说熹宗曾在宫廷之中，用许多小的木头作了个乾清宫模型，其“曲折微妙，几夺天工”。如此说来，天启皇帝应该就是王叔远的同道之人。王氏“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而天启皇帝则能用刀锯斧凿制作出微型的乾清宫的小模型，两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明史通俗演义》还说，天启“又有两大嗜好，一喜斫削雕琢……雕刻玉石，颇也精工”，由此推论，他或许也能雕刻桃核。因此考功卿所见到的那件“钟馗捉鬼”，或许真的是天启皇帝的作品呢！
笔者考证，王叔远与朱由校应是同代人，其年龄也不相上下，微雕之艺技水平更在伯仲之间。毫无疑问，他们都不是中国核雕的“祖师”，但他们却代表了明代中国核雕技艺的最高水准。然而考功卿的说法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家之论，毕竟以帝王君主做祖师“名正而言顺”，正像酒祖是大舜、医祖是神农那样，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早就是“传统”了。
“张大眼”的身世之谜
如果要写一部“潍坊核雕史”，那么公认的“祖师”，无疑是诸城的张大眼。
张大眼这名字，考功卿在世时多次对笔者提及，但关于此人身世，考老却语焉不详。倒是后来，笔者见到考老门徒王绪德所写的一纸材料，据称：“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治经济衰退，在皇宫里的核雕艺人也受到冷落而流散各地。有一绰号叫张大眼的桃核雕刻艺人，从京都流浪到山东诸城以卖艺为生……”这样看来，“张大眼”并非此人的本名；但他为什么有个“大眼”的绰号？难道是从明代“夏白眼”那里受到的启发吗？此外笔者拿不准的还有：张大眼是客居诸城的江湖艺人呢，抑或他原籍就是诸城？……但这还不是最大的谜。最大的谜应该是：张大眼会不会曾经有过与王叔远同样的经历呢？
为解此谜，笔者曾研究过《核舟记》的相关背景。原来《核舟记》的作者魏学洢家世非凡，其父魏大中（字孔时）乃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元年擢升工科给事中，深得吏部尚书赵南星的信赖，与大臣杨涟、左光斗等亦相交甚密，是著名的东林党人，故而得罪了魏忠贤一伙，被逮下狱，折磨致死。《明史》二百四十四卷说，魏大中被捕的那日，“学洢号恸欲随行”（即打算陪伴父亲去坐牢），但魏大中却很理智地对儿子说，“父子俱碎”，实无必要。于是学洢“微服间行”，悄悄跟在囚车后面，一路上关心着父亲的情况；同时又四处借钱，替父亲偿还所谓的“赃款”。不料款未还完，狱中传来大中暴毙的噩耗。这打击实在太大，学洢承受不住，竟伤恸而死。数年后崇祯皇帝登基，魏大中的冤案得以昭雪，魏学洢也被诏旌为“孝子”。
魏家的冤案血痕斑斑，但在《核舟记》中，我们却嗅不到一丝儿腥味。因为彼时该文作者魏学洢先生还在过着恬适的生活，他还有雅趣把玩核雕，并兴之所至写下了这篇传流后世的美文。其实魏学洢的故事对笔者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提到的核舟作者，即名谓王叔远的那位“奇巧人”。他的家世生平究竟如何？可惜书中只字未提。今以笔者揣测，王叔远应是一位广泛交游高官达宦，经常出没于皇宫御苑，甚至与天启皇帝都有些联系的“微雕匠人”。从他送给魏学洢的那枚核舟来看，其演绎了苏东坡夜游赤壁的故事，这说明作者文学素养较高，情趣也很高雅，一般的乡野艺人似不可同日而语。
值得注意的是：大明王朝虽被天启皇帝搞坏了，但核雕这门工艺却没有随之消亡，王公贵族把玩核雕的余韵竟也延续到了下一个朝代，而王叔远或者天启皇帝的技艺也一代代薪火相传了下来。毫无疑问，张大眼就是晚清版的“王叔远”，他肯定有过很有趣的京城生活，也见证过类似魏学洢一家的血泪悲剧。但有关他的一切我们今天无法确证，因为唯一了解张大眼的都渭南先生——也就是他的徒弟——已经辞世多年，笔者只能在此叹一声遗憾了。
张大眼授徒都渭南
据王绪德介绍：“1880年（即光绪六年，）潍县都家村的都渭南到诸城贩卖皮货，结识了张大眼。张的核雕技艺虽好，但以此维持生计却十分艰辛。在张贫困潦倒的时候，都渭南慷慨解囊，使其解脱困境，张十分感激都的帮助，遂把核雕技艺授予渭南。”
笔者为了更详细地了解张大眼、都渭南师徒情况，曾专往潍城区都家村，造访了都渭南的嫡曾孙都传恭先生。都家村今属于河街道，坐落于于河西畔。在都传恭家里，笔者见到了一本纸页灰黄、显示着岁月沧桑的《都氏族谱》。该《族谱》证明，都氏一族于大明成化年间，由宁海（今牟平）迁来，落户于潍县境内于河西畔，代代繁衍，渐成村落。从都氏十七世都希孟算起，经过了希（孟）、渭（南）、兰（桂）、洪（英）、传（恭），到了都传恭的这一辈，五世单传，人丁并不兴旺。
不仅如此，都氏一家经济上也很困窘。据都传恭说，清末同治年间出生的他的祖父，即都渭南先生，从曾祖都希孟那儿继承来的家业，只有区区几亩薄地，以及数间土坯草屋。为了养家糊口，作为“顶梁柱”的都渭南先生不仅要从事稼穑，还要于农事之余给人家打打短工，或者做一点本钱不大的买卖儿。
但好在渭南比乃父聪明，且还上过几年私塾，就比目不识丁的希孟多了些治家处世的优势。于是渭南盘算着走出家门，到外面找找活计。某一日，都渭南辞别家人，经安丘县峒峪山区，在当地一支都氏家族那儿住了些日子，然后继续向南，转到诸城县境找活儿去了。就在诸城期间，都渭南有幸结识了一家富户的“二掌柜”（即管家），彼此交往之中，他的诚实和善良获得了对方的赏识，随后他就在那富户家里长住了下来，并应邀做了“二掌柜”的助手，帮办一些生意上的事体。
这应该是都渭南人生命运的重大转折阶段，此时都家的经济情况随之大有好转，渭南先生不但能养家糊口，腰间也多了些余资，于是善良的他也就有能力来关照那些贫寒之人了。也就在此时，那位具有神秘色彩的张大眼，走进了渭南先生的视野。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地点和场合相识的？张大眼何故走出皇宫流落乡野？……这其实并不重要，今天的作家可以随便杜撰。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正如都传恭说的，都渭南见到的张大眼，简直就是个乞丐。也许正是其瘦削的脸上那双“大眼”格外突出，它所放射的光芒别有一种不凡气质，这才引起了渭南先生的注意，随后才有了“都渭南慷慨解囊，多次赒剂张大眼”的佳话。
从都传恭那里笔者了解到：张大眼在多次接受了赒剂之后，深感渭南先生恩德，自觉无以回报，踌躇再三，决定将其核雕绝技传授给对方。渭南先生感动之余，自知却之不恭，何况他打心眼儿里也喜欢这门手艺，何乐而不为？遂拜张大眼为师，择吉日举行了仪式。然后他将师傅接到身边，于“正务”之余向其学习雕刻技艺。张大眼首先启蒙性地教他掌握锉、凿、雕、削、掏等基本工具，刻一些诸如桃猴、桃篮和手串儿的简单玩意儿；待基础性技艺掌握了之后，再教他摹刻“十八罗汉”、“梁山人物（一百单八将）”……如此循序渐进，引导他进入了更高更阔的艺术境地。
数年之后，都渭南离开诸城，满载而归。他带回潍县老家的，又岂止行囊中的那点点资财！
(本版文 韩鈡亮)
潍坊核雕漫话三
奠基石和提灯人
万国博览会上的金牌
都渭南从诸城回到潍县老家之后，其主业仍是务农，但核雕却成为其最大兴趣。正像都传恭说的：“我老爷爷一心扑在了核雕上，简直是废寝忘食。”功夫不负有心人，都渭南的核雕技艺很快名闻遐迩。但随着星移斗转，时代变迁，这位经历过同治、光绪、宣统三朝的民间艺人渐渐疾病缠身，衰老的手已经承载不了雕刀的分量,这时候他想到了技艺的“传宗接代”问题，于是把期望的目光落在了都兰桂身上。
都兰桂是都渭南的独子，都传恭的祖父。据都传恭说，他的祖父都兰桂幼时聪颖，求知欲强，虽仅上过一年半的私塾，十一岁上便辍学跟人“打短工”，藉以添补家用，但仍然能挤出时间，抱一本《康熙字典》自学，而令渭南先生暗暗高兴，自叹弗如。渭南先生眼看着儿子“日出而作”，常在掮锄的手上搭一本《聊斋志异》，边走边读，津津有味；而田头小憩的更夫，兰桂又于树下讲说鬼怪，活龙活现，让劳作的农夫顿消疲劳。于是乎渭南先生感到欣慰，决定将身怀的绝技传授于儿子了。
其实，都兰桂与父亲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早已经接触过核雕，而且多次偎在父亲怀里，让老人手把手地教授基础技能，因此他早已经进入核雕的“门槛”了。正如古语所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杜兰桂凭着他的天资和勤奋，很快掌握了核雕的基本技能。他刚到“结发”年龄，其技艺水准就已超过了渭南先生。据说“都兰桂的作品很具备民间艺术的特点，布局简练，朴实大方，不拘小节，概括性强”（王绪德语）。笔者怀着对先贤的敬意，以及对潍坊核雕这部“传奇大书”的兴趣，三十年前就开始访求都兰桂的事迹，但所能见到和听到的材料，却只有一件，即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牌的核雕作品《马拉轿车》。那真是一鸣惊人，轰动中外，使我们潍坊人乃至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扬眉吐气！然而，这么一件名垂史册的重要事件，其来龙去脉人们却说法不一，让笔者无所适从。
关于《马拉轿车》的作者，笔者听到了三种说法。其一为丁怀曾，其二为都兰桂，其三为丁、都合作。为求得究竟，笔者先后采访过考功卿、王绪德、都传恭等多人，最终认为第三种说法最是靠谱。
原来丁怀曾字念庭，生于1878年，卒于1940年，是潍县（今潍坊市潍城区）杏埠乡丁家小河庄人。因家道殷实，读书较多，文化水准比都兰桂略高。他少随叔祖丁召保学习篆刻，后迷恋核雕，间或也桃核上刻些人物、花鸟之类。按都兰桂嫡孙都传恭今天的说法，“念庭先生那只是核雕的爱好者，类似于京剧票友，并非专业的艺人”。
据都传恭说，丁怀曾与都兰桂年龄相仿（丁略大几岁），趣味相投。彼时都兰桂除了雕刻桃核，间或也干些“撒花”的营生。所谓“散花”，是刺绣行当的行话。作为“撒花”人的都兰桂，常拿着设计好的图样，将绣品发放到近乡远村，四邻八舍，让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们分别绣好，日后再由他上门收集，统一出卖。因了“撒花”的缘故，都兰桂得以顺路进城，于是在天下闻名的十笏园内，结识了当地富绅“丁四宅”手下的管家丁念庭先生。如此一来而去，日渐厮熟，加上又有共同的志趣爱好，两人遂“义结金兰”，成为了“干兄弟”。
时逢民国五年（1915），举世瞩目的巴拿马运河竣工，美国人为庆此盛举，决定在三藩市（旧金山）举办万国博览会，特向全球工艺界人士发出参展邀请。丁念庭交游广泛，消息灵通，得知此事后跃跃欲试。但万国博览会毕竟是世界顶尖工艺大师们比试的擂台，此事非同小可，须慎重考虑……丁念庭踌躇再三，决定邀请微雕技艺比自己更胜一筹的都兰桂出马，两人联袂参与。之后他找到都兰桂，经过会商，决定由丁念庭负责有关的手续和经费，然后二人共同商定题材，再由都兰桂执刀，完成了那件《马拉轿车》。彼时的都兰桂，也许压根不会想到，他的作品竟然会走得那么远，飞得那么高，在万国博览会上竟然赢得了“最优等金牌”（即金牌）！这金牌竟然让后辈的“潍坊人”骄傲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
用雕刀耕耘自己的人生田地
2013年秋末，笔者来到潍城区于河西畔的都家村，与都兰桂先生的嫡孙、著名核雕大师都传恭先生促膝对谈时，我最渴望见到的，无疑就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那枚金牌。但很遗憾，不要说金牌了，甚至连一张金牌的照片都没能见到。但是都传恭告诉我，那枚金牌确实有的，他亲自见过，牌上闪闪发光的英文字给他幼年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而实话实说，在他祖父都兰桂的心里，什么“万国博览会”呀，这对一个普通中国农民或者民间艺人来说，根本不是天大的事情；那枚人们认为是无价之宝的金牌，在他看来其实没什么实用的价值。因此祖父对那枚金牌并没有很上心地保管，只是随便往放杂物的抽屉里一塞，然后再不去理会。
都传恭回忆说：直到1948年解放军攻打潍县城，有一个亲戚逃亡到我们家，我们家一时住房很挤，我只好按照大人的吩咐，到牛棚里边去睡。后来局势安定，客人搬走，各屋恢复了原样，我再想找出那枚金牌儿玩耍时，才发现它不知啥时早就没了……
其实，在都兰桂家里“没了”的，不仅是那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牌，也许还有其他东西。譬如兰桂先生还曾在1923年，以其核雕作品《封侯（蜂猴）图》获得过中华民国铁道部颁发的“铁路沿线生产货品超等奖”，那也是国家级的荣誉证件，却也稀里糊涂不知去向。
除此之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直到1960年都兰桂辞世，十几年间他不知获得了多少奖牌和奖状，可这位“散淡”的老艺人一直不把它们放在心上。有一张1950年代山东省政府颁发的奖状，甚至还被先生随便画上杠杠当作了棋盘；而他的后人们似乎也很不重视“收藏”，因此都兰桂留下的东西现在少得可怜，否则他的继承人传恭先生一定会成为富翁的。
从都传恭那里笔者得知，堪称一代大师而功垂千秋的都兰桂，终其一生，实际上一直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庄户人”。虽然建国之后，各级人民政府从政治上重视工艺匠人，同时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也给予了应有的关怀扶持，譬如都兰桂先生就很荣幸地当选为山东省政协委员，1956年还被评为“全国老艺人”，而且每个月都能享受到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的五十元的特殊津贴，和潍县（潍坊市）手工业管理局特批的三十元的生活补助；这应当是相当丰厚的待遇了，但都兰桂归根结底还是农民，因为他的户口一直就在农村，他的归宿也还是于河畔都家村的那几间老屋——那老屋以及院墙的大门楼，都还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按二十块大洋换一枚核雕的价格，用国民党一个旅长的一兜银元盖起来的。都兰桂仍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该耕地时耕地，该收割时收割，该喂牛时喂牛；当然该雕刻的时候，这位大师自然会放下锄头，拿起雕刀，用另一种方式，在桃核上耕耘着自己的人生田地。
都兰桂的“徒弟”和“传人”
关于都兰桂授徒一事，人间流传着不同的“版本”。譬如王绪德先生曾撰文指出：“都兰桂同时教着三个徒弟，一是他的亲儿子都洪英，二是他的女婿于学修，再就是他的干儿子考功卿。”但在《大众日报》的一篇文章里，记者却认为：“都兰桂一生授徒三人，分别是女婿于学修，义子考功卿，孙子都传恭。于学修英年早逝，考功卿和都传恭将核雕艺术发扬光大。”另外，大概1986年代，考功卿先生亦曾当面对笔者讲过：要说都兰桂的徒弟，只他考功卿一人。
其实，以笔者推断，《大众日报》记者的“版本”应该比较靠谱。因为我们在谈论“授徒”问题时，首先至少应当明确两点：第一，这徒弟是不是必须遵循传统经过了某种仪式的正式认定；第二，这徒弟是不是领受了师父较长时间的教诲，而他也的确是继承了师父的衣钵。然后我们看到，正如王绪德所说：“三个徒弟中唯独他的亲生儿子（都洪英）最差，几乎不能独立完成一件作品，人倒挺聪明，但他更感兴趣的是六爻八卦。他的女婿于学修热爱文学，学习核雕只是一时的兴趣，下不了苦工，学了一年半载，便另辟门径教书去了……”这两种“版本”虽都承认于学修是都兰桂的徒弟，但一因“英年早逝”，一因兴趣转移，事实上他并没有学到兰桂先生的真手艺，故此绝对算不上是“传人”。而都洪英呢，虽是兰桂先生的嫡子，且是独子，按说最应该承继乃父的事业，但可惜他对核雕不感兴趣，兰桂先生当然不能干“牛不喝水强按头”的事情，故只能徒叹奈何。
此外，笔者还从都传恭那里了解到，他的父亲都洪英，在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回用石碾子压豆粒，在抓豆粒吃时不小心被压伤了手指，屡治而未能全愈。这之后，偏偏放风筝的时候，又被线绳“割”进了伤口，于是受到感染，引起了乡间俗谓的“疯病”。虽经大夫“拤疯”，不料越“拤”越坏，终于落下残疾，那只手再也不适合雕刻桃核了。在这里传恭先生的说法与绪德先生略有出入，但结论其实相同，那就是，都洪英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都兰桂的徒弟，当然更谈不上都氏核雕事业的“传人”了。
接下来，笔者感兴趣的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都兰桂的嫡孙都传恭，他算不算都氏核雕的徒弟和传人？另一个是，考功卿是缘何成为都兰桂的弟子和传人的呢？
对于前一个即涉及传恭先生的问题，笔者做过专题调查，因之持肯定态度，打算在后面专章分说；而关于考功卿拜都兰桂为师一事，以往相关报刊书籍所记颇多，简直汗牛充栋，故不必在此啰嗦。然而最近通过对都传恭的采访，听到了一些考功卿拜师时的情节，颇感有趣，不妨记录于下，以与读者共赏。
据都传恭说，考功卿的家是考家村，与都家村相距不过十里八里。提及考功卿拜都兰桂为师，那也真是个缘分。那是民国二十四、五年的时候，与民国差不多同龄的功卿先生背上突发“疯病”（即在脊背上长了痈疽疖子之类的东西），只好来到都家村，找一位叫做都周南的乡医“拤疯”。这乡医不是别人，乃是都兰桂没出“五服”的堂叔，其专治“疯病”，德艺双馨，在当地口碑甚好。而在考功卿被“拤疯”的过程中，他有幸结识了与自己年龄相仿、脾性相投的都洪英，并通过都洪英，见识了都兰桂的核雕绝技。考功卿不禁钦佩羡慕之至，遂向兰桂先生表达了“拜师学艺”的愿望。都兰桂见考功卿虽长得人高马大，但手脑并不笨拙，而且听洪英不断地介绍，“此人厚道直诚、重情好义”如何如何……也便轻轻颔首，算是默认了他的恳求。
然而，遵循不知哪朝哪代江湖上立下的规矩，真要拜师学艺，考功卿还必须答应一个条件，那就是拜师之前，先拜“干爹”，使自己成为都兰桂膝下的义子。这条件对有的人来说，也许就是迈不过去的门槛儿。因为殊不知古语有云，“人生七父八母，须得尽孝”，此“七父”者，就包括了“义父”在内，所以考功卿若想拜师，必须首先考虑“尽孝奉养”的义务。可想不到的是，考功卿不仅爽快地答应，一口说不出三个“好”字，而且还当场跪倒，嘭嘭嘭朝都兰桂磕起头来。当然这还仅算是一场礼节的“预演”罢了，真正拜干爹、拜师父的大礼，那是在此后的某个黄道吉日。那一天都家洒扫庭除，摆上香案，然后于香烟缭绕之中，考功卿朝都兰桂三拜九叩行了大礼，从而掀开了潍坊核雕史上的崭新一页。
(本版文 韩鈡亮)
潍坊核雕漫话四
艺术“苦旅”上的忠贞“情侣”
人生之旅从这儿开始
考功卿的名字其实不叫功卿，而叫勤绪，功卿是他的字，其以字行。
在潍坊市潍城区政协的一份材料上这样写道：“考功卿1910年出生于潍县大考家村的一户贫农家中，全家只有九分土地，生活非常困难。他二岁丧母，即由外祖父家抚养，除照顾生活所需，还供其上私塾九年。”据此分析，幼而孤苦的生活，对考功卿的性格形成应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据考功卿于1983年七十三岁时所写的一份“个人简历”，他1925年从南伦村私塾学堂下学后，即回家务农一年，然后来到都家村，随义父“兼”师父的都兰桂学艺。另据笔者了解，那年刚刚十七岁的考勤绪已经结婚，而且他的大儿子考振为业已躁动于母腹之中。
因时代久远，七十三岁的考功卿已记不清拜干爹和拜师父的具体月份，但却能记得，拜师之后不久，他即辞别家人，将铺盖卷儿带到了都兰桂家，过起了类似于今天“驻校生”的生活，而其实他是完全可以当“走读生”的。那么从那天起，一直到民国廿年之秋，他差不多一直在都家吃，在都家住，日夕跟师父都兰桂（义父）一起干农活，学雕刻，完全把这儿当成了自己的家，甚至摆出了一副“破釜沉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如此一住就是三年。在这三年里，信不信由你——他一直很少回家，绝少与妻子相聚，甚至大儿子振为呱呱落地之后他也没表现出特别的关心。相反地，他倒是与师父都兰桂亲密得不行，简直形影不离。总之他是全身心彻底地融入了“核雕艺术”。
须特别指出的是，在这样一个充满了艺术氛围的“家庭”里，都兰桂与考功卿这对“父子”，他们每天琢磨切磋的其实不光是核雕，此外还有玉石、牙石等其他材质类型的雕刻，因为现实生活需要他们拓宽技艺的范围；事实上也只有如此，方能保证他们所有家庭成员的衣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出手不凡，从一开始就不同于流俗；他们的目标当然不是乡野常见的坠于村姑村童衣服上或手腕上的桃核耍物儿，而是由张大眼（或者王叔远）从宫廷那里流传出来的宝贝儿。它们既可儒雅风流，又显厚朴古拙，分明是一种“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的交融。
为此他们需要具备至少三方面的素养：一是要有过硬的微雕功力，就是说，能以微乎其微的钢刀，在方寸之间任意行走而做到游刃有余；二是要具备绘画以及造型艺术的高超技能，譬如人或动物的骨骼、肌肉，彼此之间的大小比例，乃至你遮我掩的透视变化，都必须做到了然于胸；然而最重要的还是第三点，那就是一定的文化学养，以及先天或后天的禀赋气质。这道理非常简单：须知一个目不识丁的核雕匠人，无论刀工如何过硬，也是不可能创作出《苏子赤壁夜游》来的。
关于微雕功力的锻炼，说透它需要用很多文字，而读者也未必听得明白；笔者倒是亲耳聆听考功卿先生说过的一番话，不妨在此转述。那是1986年代的一天，考老曾对我说过，他当初练习刀功，其所用材料不是桃核或者石头、木头，而是拿一张“棒纸”（类似今天常见的炭画素描纸或水彩画纸），然后用钢针的尖头，在纸上练习雕刻某一篇诗文，你必须做到既刻不透纸页，又能撇是撇、折是折，虽“细若蚊足”却“钩画了了”，方才能算是合格过关！我当时听得目瞪口呆，急忙记录在案，却忘了问他究竟刻坏了多少张“棒纸”、磨秃了多少根钢针！
关于绘画及造型艺术技能方面的训练，许多有关考功卿的旧闻、新著，都讲到他如何苦苦摹写《芥子园画谱》一事。其实据笔者所知，他真正下功夫的，那还不是对“画谱”的摹写，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对身边人物、禽畜、车马、花木等等的观察写生。“师造化胜于师书本”这个道理，考功卿早就体悟到了。
至于文化学习方面，我不知道民国时的私塾九年，是否能等同于现代中小学的九年，但可以肯定的是，彼时考功卿所学习的课本，譬如《幼学琼林》、《千字文》和《论语》，似乎今天的学士、硕士也未必能很好地解读。不仅如此，据考老说，为了雕刻这门“手艺”的需要，他还必须练习书法，而这也恰恰是很多匠人所忽视的。考功卿不仅苦练正楷，且还能在此基础上多所涉猎，譬如在篆书方面他就下足了苦功。考老说，他重点下力的，乃是徐文镜编的一本《古籀汇编》。所谓“籀”者，乃是大篆，或曰“石鼓文”，因其具有遒劲凝重的风格，笔划更加工整匀称，特别适合于石刻或核雕——说到此处，于是引出了笔者认为是考功卿“独创”或与都兰桂一起“创新”的“核章”。
考功卿曾在他自拟的“简历”（其实是“自传”）中这样写道：“我拜都兰桂为师，学习核雕艺术，当时主要是刻展品，但展品销路很少，这样我就跟师傅研究，在桃核上一面雕刻图案，一面再雕刻图章。由于桃核有麻纹，雕刻图章刻楷体字不好看，当时我想到，牙石篆刻图章本来没有残缺，人们还砸上残缺，已使图章别有情趣。因此我就又苦学篆体字，在桃核图案的另一面，利用桃核麻纹的自然残缺，仿古籀、周秦、汉印……等字体刻成篆章。”此中“苦学”二字，不知凝聚了多少汗水！
考功卿酷爱核雕，痴迷于斯。他对我讲过，核雕需要桃核，桃核或许俯拾皆是，但真要选一枚合意的桃核也不是特别容易。也许“职业”的关系吧，每当肥桃上市的季节，他有事没事也常到市上转转，人们丢弃的烂桃，没准儿倒是他选用的对象。因为别人注重的是果肉，而他关心的是果核。这正是：人弃我取，各有所需。他还说过，有好几次他梦见自己坐着小船在河流上行驶，后来看见了无边的桃山，那里遍地桃花，可奇怪的是光开花不结果。急得他在桃山上狂叫、疯跳，周围灿烂的桃花也都随他而旋转舞蹈……他不晓得这梦境对他预示着什么，只是心里相当苦闷。我不会圆梦，可我知道，这是一个痴迷艺术的人，在艺术之河的苦苦求索。
常言说性格决定命运，而笔者认为，兴趣也决定事业。考功卿自从迷上了核雕，那就是走上了一条艺术的“不归之路”。后来的事实证明，核雕其实是他艺术“苦旅”上的“情侣”，他和它如影随形 ，若即若离 ，直到旅程的结束。
战火中焠炼的雕刀愈加锋利
考功卿在都兰桂家里住了三年有余。待到二十岁时，他“出徒”离开都家，到潍县一家叫做“聚昌”的赁铺找了份司账的差事。其实“出徒”只是笔者的说法，事实上都兰桂于考功卿亦师亦父亦友，之后他们经常联系，搭档合作，且共同创作了许多艺术佳品。
1935年，考功卿经人介绍，来到青岛市即墨路25号，在“扣雅斋”老板田义斋那里放下了他的铺盖。原来这扣雅斋乃是潍县嵌银丝漆器著名艺人，与大名士陈介祺过从甚密的田子正、田子由兄弟创立的一家嵌银铺字号，在齐鲁赫赫有名。考功卿来此的职业，就是“刻核章、牙石篆刻，并刻少数展品”（见考功卿自撰《简历》）。在青岛他待了不到三年。虽时间不长，却见了世面。本文一版所提到的那件天启御制的《钟馗捉鬼》，就是其“世面”之一。考功卿对笔者说过，那位日商收藏家好像叫什么什么“郎”，中间加一个“柿”字。这位带“柿”字的什么“郎”，在炫耀他的宝贝时，流露出对于当下中国人的鄙夷，是故考功卿感到受了侮辱，从而也使他暗自握紧了拳头，发誓要在核雕这条道上干出个样儿来看看！
然而1937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家乡潍县义士考斌之奋起抗敌，成为了抗日名将于学忠属下的“潍县独立一团”团长。消息传到青岛，考功卿大为振奋。因为功卿不仅与斌之同村，且是同族的叔侄，因此他毫不犹疑，马上卷铺盖回乡，投到了考团长麾下，在团修械所里当了一名吃少尉饷的“买办”官（据考功卿自拟的《简历》）。那一年考功卿二十八岁，恰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
从那时起，直到1941年秋考斌之在荆科村被日军重兵包围，中弹英勇牺牲，三四年的时间里考功卿跟随英雄，经历过流饭桥诱惑战、毕家庄保卫战、阙庄追击战、固堤偷袭战、烟潍公路狙击战等多次战斗，也算是尝受了胜利的喜悦；考斌之阵亡后，考部官兵无比悲痛，考功卿则忍痛离开部队，悄悄潜回了老家。然而，随之而来的日军和汉奸部队的清剿、追捕，又使得考功卿常常身处险境，演绎着我们今天在抗战剧里所看到的惊险故事。据考功卿的嫡长孙、潍坊市防疫站（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考铭俊说：听父亲讲，当时考斌之的团部常设在我们家里，所以斌之死后，日本鬼子为捉到我的祖父，多次来我家偷袭，有两次我祖父两只匣枪左右开弓，敌人不敢近前，他才抽身逃走……
虽然考功卿曾有过这么一段值得骄傲的经历，但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如此一位“国军”少尉，不管咋说也是人生的“黑点儿”啊，因之很长时间里也实在不值得他和他的后辈们炫耀，而且你还须时时刻刻“夹着尾巴做人”……但不管怎么说，从1943年的4月，直到1948年潍县解放，考功卿总算逃出险境，在一家织巾厂里当了工人，总算过开了安定日子。然而不久，毛巾厂因市场萧条、经营不善而停业，考功卿只好回家务农。
不过很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这改天换地的变化中，考功卿感受到了共产党的温暖。人民政府关心如他这样的在工艺美术领域身怀绝技卓有建树的民间艺人，于是1955年春天，潍坊市政府召开老艺人座谈会，嗣后建立起了“嵌银业生产合作社”，将铅印、仿古铜、铸铜印、风筝、核雕等各方面的著名艺人聚到一起，考功卿被吸收为该社的“挂名社员”，翌年则成为了“正式社员”（据考功卿《简历》）。
不管“挂名”抑或“正式”，考功卿的户口仍在农村，锅碗瓢盆也还在于河西畔的那几间茅屋；但因为有了这么一个政府办的“合作社”，他就有了“家”的感觉，心头暖洋洋的。而作为“家庭”的一名成员，他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为中央雕刻礼品”（据考功卿《简历》）。
也就在考功卿成为嵌银生产合作社正式社员的1956年，潍坊市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召开，他被增补为市政协委员。这可以说“双喜临门”。考功卿与人民政府的官员以及社会贤达们坐在一起谈天论地议民事，他感到了从未有过幸福和荣耀。
（本版文 韩鈡亮）
潍坊核雕漫话五
“核舟”驶向桃花盛开的地方
作品的珍珠串起闪光的人生轨迹
据考功卿先生自述，1961年6月潍坊市成立工艺美术研究所，他即被调入研究所内，直到1989年退休，他再没有“挪窝”。从他进嵌银社的那段算起，在长达三十五年的时间里，考功卿的“职业”或者说“主业”，就是创作核雕作品，以完成上级下达的各种“礼品”任务。
那是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按“指令”而非“市场”进行生产的时代，置身于这个大的环境当中，考功卿三十五年的事业成就，其实无非就是那一个一个的桃核；但就是这一个一个的桃核，却串起了一条珍珠似的项链，进而形成为一道闪光的人生轨迹。
根据某些书籍材料估计，考功卿一生刻治的核雕作品（仅指艺术品）应不下千件。我们无法将这些作品一一收集，件件赏评，而只能拣其要者，有代表性地列举并进行艺术流变的分析。
笔者将考功卿的核雕创作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的五十年代。这一阶段中，有文字可查的材料证明，他的第一批核雕作品，应是1955年的《核舟》、《八骏图》等七件。彼时考功卿刚刚进入嵌银社，进门就接到了中央来的任务，这种印象是“刻”在了心上的，至死都不会忘记。考老在他的《简历》中这样写道：“五五年我到潍坊市嵌银组工作，同年春，周恩来总理来信要桃核雕刻、仿古铜、嵌银三样礼品出国献礼，我当时就刻了核舟、八骏图……等七件礼品送中央。”
这里的“周恩来来信”，估计未必是周总理的亲笔，但不管如何，考功卿兴奋和重视的态度可以想见。想到这七件“国礼”要经过周总理之手……考先生觉得，他真地比当年为乾隆爷刻核核的艺人还要光彩百倍啊！于是乎，根据《潍城文史资料》第七辑的记载：“他为了提早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不辞劳苦，昼夜操作，用了四个半月的时间，赶做了桃雕6枚（？）。听说周总理看了很满意，随后有关部门寄来人民币80元，以资鼓励。”
这是考功卿得到的第一份崇高奖赏，亦可视为他“人生轨迹”上的第一颗“珍珠”。兴奋之后，还没来得及好好休息一下，更为光荣和重要的任务又接踵而至。这次的礼品不是给周总理，而是毛主席！且看考先生本人的记述：“年底市文化馆又要我刻四样礼品，送给毛主席作纪念品。”考功卿自然受宠若惊，勉力为之。接下来，虽不知毛主席本人是否如周总理“看了很满意”，仅仅“中央文化部来信说‘此种艺术在祖国有保留价值’，并发給我奖金八十元”（见考功卿《简历》），也就够他兴奋好一阵子了。
接下来，1956年罗马尼亚文化部长来华访问，到潍坊参观，当地政府将考功卿雕刻的两件作品赠送外宾，外宾则回馈他纪念章一枚、书籍一部，并同他合影留念。尔后又为前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和乌也沃金上将雕刻了《核舟》和《西厢记》等五件礼品，中央则送给他奖金四十元。考功卿在其《简历》中谈到此事时，认为自己“大大加强了两国之家的友谊和文化交流”，显然他以“友好使者”自居并感到无限光荣了。
但在整个五十年代，考功卿认为最重要最“神圣”的一次使命，还是1957年以共青团潍坊市委的名义，敬献给毛主席的那只红木手杖。那其实是几位潍坊艺人联袂合作的礼品。按照统一设计，嵌银艺人负责在手杖上嵌上金丝的松鹤图案，考功卿则负责以桃核雕刻九龙，然后再将核雕镶于象牙，最后安装在手杖的顶部。考功卿接受任务后，破天荒地一遍遍画草图、打腹稿，其间还查阅参考了他所能接触到的关于龙的资料。当听说这件心血之作得到了毛主席的赏识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不能自已。
以上是考功卿先生第一阶段核雕创作的大体情况。在这一阶段，考先生年方“不惑”，其技艺已然成熟，堪与师辈比肩。但这一阶段他所雕刻的都是传统的老题材，他的思想还停留在“继承”阶段，直言之他还没有在“创新”上多下工夫。然而当时代车轮进入到六十年代，举国上下各行各业的先锋人士都在高呼“破旧立新”、“推陈出新”的时候，考功卿先生的思想突然爆发，迸出了时代的火花，于是在创作的题材以及技艺手法上，出现了难能可贵的变化。正如他自己所说；“过去几年我都是艺雕刻祖国的传统故事为主。后来为了歌颂工农兵广大革命群众的英雄形象，我于1963年创作了《百万雄师过大江》四只。其中有一只精细地雕有十八名战士，各执武器、弹药、冲锋号等，在小小的桃核上颂扬了解放军战士个个斗志昂扬，勇往直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英雄形象。随即又雕刻了《洪湖赤卫队》、《社员暮归》等展品。歌颂了广大劳动人民在各条战线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这些展品展出后，受到了广大人民赞扬。”——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创作题材创新的同时，作品的“用途”也变了，已由早先的“礼品”，转变为“展品”。既然是“展品”，那么观众就不仅仅是某一个或某一群人，而核雕这门工艺，显然也已从少数人把玩的“玩物”，变成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欣赏的“大众艺术”。可不要小看这个变化，我认为，考功卿先生的创新探索，是应当大书特书于中国核雕史上的。
如果把这一阶段视为第二阶段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则是他核雕艺术的第三阶段。这时期也是政治的原因吧，考功卿别无选择地用其雕刀去执行“宣传”任务，题材则重点转向了时代英雄、新事物以及“样板戏”的舞台。于是他刻出了《欧阳海》、《刘永俊》、《农业大丰收》、《学毛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等，尽管他忠忠诚诚，小小心心，态度一丝不苟，但稍不留神还是会惹出些麻烦。“譬如那件《红色娘子军》吧——”考先生曾亲口对我说：“你费事把力好不容易刻完了，可是仔细一看，咳！洪常青的腮上怎么还有道伤疤呀？！”那道“疤”，其实是自然形态的细微的桃核麻纹，而非人工误伤。就因为这题材人物众多，景物繁杂，他尽管捧心捧胆却难免顾此失彼，结果就会犯所谓的“政治错误”！
考功卿创作道路的第三阶段，是指“文革”基本结束之后的七、八十年代直至1999年先生逝世。这一阶段随着党的路线的拨乱反正，改革大潮的汹涌澎湃，同其他老艺术家那样，考功卿的创作思想挣脱桎梏，又回到了符合艺术规律的正常轨道。这个时期他的技艺已炉火纯青，手上的感觉亦达到了巅峰状态。其作品既有传统的诸如《周处除害》、《松鹤延年》、《夜游赤壁》、《嫦娥奔月》或《天散花》，又有“与时俱进”的诸如歌颂党的《南湖革命纪念船》之类。对一个七八十岁老人来说，尤难能可贵的是，1986年当我国南疆发生战事的时候，考老为慰劳前方浴血奋战的解放军战士，昼夜苦干雕刻了《岳母刺字》和《木兰从军》，连同石刻两方寄往老山前线。此事影响极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即报道，表扬了这位老艺人的爱国情怀。而1982年，山东省工艺美术界负责人、著名篆刻家石可来信，转达省委副书记高启云意思，要考功卿为宋庆龄纪念堂雕刻纪念品，考老立即刻了《嘉兴南湖船》一只，另有核章两方：一方的上端是“松鹤延年”，下端印底是“国之瑰宝”；另一方上端刻有宋庆龄遗像，及各族儿童九人，印底则刻着“中国杰出的妇女”字样。考功卿的这些核雕作品，一直存放在宋庆龄纪念馆里，时时供人瞻仰。
然而鉴于考老年事已高，体力和精力所限，他晚年的精品数量不多。但他为了推进核雕事业的繁盛，因了公事的需要，刻治的“核章”委实不少，据估计不下三百余枚。此外他在书法、石刻等领域也多所涉猎，俱有精进。我见过他的一件石刻，是在不过七平方厘米的石面上，竟能以清晰的字体、严谨的布局，刻出160余字的诗赋，其功力令人叹为观止。
经典的“核舟”引导他溯流前行
大概是1990年代，一本省级刊物刊登过某作家为考功卿先生写的一篇专访。其中“轿车换轿车”一节，写的是考先生一只核雕的马拉轿车，为国家换来一辆崭新的外国轿车的故事。故事写得十分有趣，讲到了那位外宾见到考先生核雕轿车时的惊叹，也讲到了先生声明“这是残品我不能卖”的耿直和诚实。这故事笔者没有听到，故不能妄加评论；但笔者倒是听到了另一个核雕换骄车的故事，与上面的故事雷同，不过那不是马拉轿车，而是核雕的《赤壁赋》。
《赤壁赋》，也就是苏东坡游赤壁的故事，文人雅士早脍炙人口；而自魏学洢的《核舟记》面世以来，“奇巧人”王叔远的高超技艺，又成为大清以降三四百年间如许核雕艺人们叹羡的话题。那只飘荡于人们心脑云水之间的小舟，代表了核雕艺术的峰巅，它长期引诱着人们去模仿，去复制，试图达到它的高度。然而说说容易做着难，时至今日，真能在艺术上达到王叔远水平的，估计如凤毛麟角。
但值得我们骄傲的是，我们的潍坊老乡考功卿先生，三十年前就已经超越了王叔远的高度！
考功卿在他的《简历》中披露：“魏学洢所著《虞初新志》上的《核舟记》（夜游赤壁）对我启发很大。五七年我到中央开会时，在与宋处长闲谈中，谈到王叔远的‘核舟’一事。他说，‘这件作品恐怕没有了’……从此我就一直琢磨这一作品。五九年我在中学语文课本上又看到了《核舟记》一文，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难道古人能做，我们就不能做吗？我决心使祖国的这一宝贵遗产再现于世人面前，从而也打破人们认为在桃核上根本就不能刻的想法……”
他仔细研究了王叔远所刻的核舟，发现“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对联、题名并撰文，为字共三十有四。”而若想“复制”它，也许比从古老的河道里打捞一艘沉船还要困难。不消说，他首先应该细读苏轼，研究宋人的服饰、发型，乃至器物的摸样（好在他对此并不陌生），尔后再将人和物一一摆弄着，像舞台剧的导演那样，设计着他们各自的位置和彼此的关系。而这一切，他都是在脑子里默默进行着的。
当他摩拳擦掌将要动手的时候，才发现，当年王叔远的核舟，以及清代某大师为皇上所刻的贡品核舟，其核也者，其实不是桃核，而是橄榄核。须知橄榄核的个头儿比桃核略大，若在桃核上做文章，那就意味着，他必须迎接比古人那时更为困难的挑战。然而不做则已，要做，就一定“前无古人”！——这是考功卿的心声，其实他并没有如此对笔者谈起。
但笔者知道，他最终完成的桃核核舟，其“舟”上所刻，共为人五，为窗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手卷，为念珠，这些都是照样画的葫芦。但在考功卿的新核舟中，却增加了风旗和锚链各一，另外是壶两把，桌四张，前后门四扇。更不可思议的是，所有的门窗皆能自由开阖，而且能看清窗上篆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计十六个字。再看门上，则又用正楷刻上了“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共计二十六字。这就是说，考功卿的新核舟与王叔远的旧核舟相比，门和窗已从固定静止的假门假窗，跃变为有枢有轴开阖自如，具有门窗功能的真东西了；更何况其门窗上的字，比王叔远的旧核雕还增加了将近两倍呢！
到此为止，考功卿已经超越了古人，但他并没有停下脚步。某一日心血来潮，忽发奇想，想到有船应该有链……于是继续求索前行。便又于船体之外，刻出一条锚链，链上三十七环，环环相扣，皆能活动。之后兴之未尽，又在风旗之上落款，镌下了“壬戌年九月秋考功卿七十四岁作”十四个字，这才将雕刀一丢宣布竣工。
壬戌年应该是1982年，那年考先生实际是七十二岁。七十二岁时考功卿制作的这只核舟，不知今天泊在何处。笔者尽管与考老很熟，却也只是看到过它的照片。据悉考功卿不止刻过一只《赤壁夜游》，面世的至少还有1979年的一只，当时报纸和电视台都曾进行报道。但或许还有那么一大堆刻坏了的残品，藏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记得当年我曾询问考老，是不是也会有刻坏了的时候？他总拂髥一笑，闪烁其词。其实这本无须询问，因为任何一项真正的创造，都是不知付出多少心血，经历多少挫折的。
大概是1986、1987年风筝会期间，我曾数次陪同来访的文化名人，参观考功卿供职的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发现展厅里摆放着一只考老所刻的普通核舟，但并不是《赤壁夜游》。即便这只普通的核舟，听说也有好多外宾希望能花钱购得，但所里的答复却是“非卖品”，实不好定价。而当外宾叩问缘由时，所里又只好以“残品”为幌子婉言拒之。我虽不知那究竟是不是“残品”，可也听考老悄悄说过，事实上他也常做一些“功亏一篑”的事情。而在创作《赤壁夜游》的关键阶段，他也曾因过度疲劳，精力透支，晚上发烧做噩梦，梦见自己身处一堆烂桃之中，忽然他毕生所有的作品都被烂桃淹没……如果现在让我为他解梦的话，我会说，做梦都是反意的，真实的情况应是：考功卿正坐在经典的“核舟”上溯流而进，向着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他的背影是一道逝去的诗意风景
根据笔者了解，考功卿先生是一个率性恬淡的人，他身上既有乡野的质朴，又有士人的高雅。他经历坎坷，一生清贫，认准了核雕这条道路，一直踽踽前行，不怕寂寞，如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虽在陋巷不改其乐。大概1986年代，笔者造访过大考家村他的那几间茅草屋，觉得实在不堪住宿，而且距市区又远，到“单位”上班或领导交办点事情，风风雨雨来回骑车委实有些困难。不过还好，潍坊市政协的领导对这位老委员表现出格外的关心，于是出面协调，在东风东街如今早春园的对面，给他解决了一套新楼房，而且还公款配置了床和写字桌之类。此事当由当时的政协主席远东、副主席兼统战部长姜曰绍过问，我曾亲耳听姜讲过。我还到考老的新居里祝贺了一下，并在其新居里，看到四面墙上挂满了字画，印象深的，有为梅兰芳长期配戏的俞振飞、著名四大名旦之一的张君秋等文艺界名流，以及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副书记高启云等官员的丹青墨迹。但是今天采访考老的后人考明俊时，却只看到谭启龙的那一张了。
我想这些字画，无非是他以核雕作品送人，然后别人答谢的所谓唱和之物。考功卿为人豪爽，手也很“松”，类似于大作家兼书画家汪曾祺先生，从他那里求件核雕似乎不太费事。他送出的“核章”作品不知多少，而我也得到了一件未求自来的《萧何与韩信》，刻的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经典故事，虽系小品，亦见功夫。考先生与我同是政协委员，见面颇多，后来我又将核雕艺人的形象“搬”进了银幕。我特意让剧中人姓考，而且亲领美工、化妆师，一起造访他的新居，之后剧中的核雕艺人，就蓄上了如考老那样的拂胸长髯……那枚《萧何与韩信》，应该就是那时候得的。
当然党和人民也给与了考功卿应有的荣誉。从1956年起他就是潍坊市的政协委员；1964年山东省手工业局还授予他“山东省老艺人”称号；1989年1月被任命为高级工艺师；1990年3月国家轻工业部颁发荣誉证书，评价他为我国工艺美术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潍坊日报》、《大众日报》、《羊城晚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四川晚报》、《文摘报》以及中央电视台、中央国际电视台、山东广播电视台等都先后报道过他的艺术成就。当地的潍坊电视台更是经常在开政协会时，把镜头对向那位留着长须卓尔不群的老者。2011年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还特做专题，对考功卿一生的艺术之路进行了回顾。
而我认为，考功卿是他那个时代老艺人的典型代表。他创作的时候，绝对心无旁骛，类似于达摩面壁，绝不会被喧嚣的市声搅扰，也不会像今人那样地浮躁。因此他是那个时代的一道诗意的风景，欣赏他的核舟，如听渔舟唱晚，会使人的心境格外地洁净！
(本版文 韩鈡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