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5-21 23:35:20)
“琴、棋、书、画”历来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必由之径。古琴在群众手中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内涵。古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寓了文人凌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琴者，情也；琴者，禁也。”吹箫抚琴、吟诗作画、登高远游、对酒当歌成为文人士大夫生活的生动写照。春秋时期，孔子快弹琴，无论在杏坛讲学，或是受困于陈蔡，操琴弦歌之声不绝；战国时期的伯牙和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成为广为流传的佳话美谈；魏晋时期的嵇康给予古琴“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的至高评价，终以在刑场上弹奏《广陵散》作为生命的绝唱；唐代文人刘禹锡则在他的名篇《陋室铭》中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淡泊境界。
古琴有七根弦，古代用的是丝弦，现在为了使古琴声音洪亮，改用了钢丝尼龙线。分别为；
一弦属土为宫。土星分旺四季。弦最大。八十一丝。声沉重而尊。故曰为君。
二弦属金为商。金星应秋之节。次于宫。弦用七十二丝。能决断。故曰为臣。
三弦属木为角。木星应春之节。弦用六十四丝。为之触地出。故曰为民。
四弦属火为 。火星应夏之节。弦用五十四丝。万物成美。故曰为之事。
五弦属水为羽。水星应冬之节。弦用四十八丝。聚集清物之相。故曰为之物。
六弦文声主少宫。文星柔以应刚。乃文王之所加也。
七弦武声主少商。武星刚以应柔。乃武王之所加也。
诸城既是“诸城琴派”的故乡，又是中国古琴的发源地。诸城古琴称“山东诸城派古琴”，又称“琅琊派古琴”，形成于19世纪中叶。历经几代琴家的不断探索、交流、吸收、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诸城特点、风格、技巧和特有曲目传谱的古琴流派，是中国近代琴坛上一支融古开今，别具一格的古琴艺术流派，被誉为中国著名琴派之一。王溥长（既甫）、王雩门（冷泉）、王作祯（心源）、王露（心葵）、王宾鲁（燕卿），人称“诸城琴史五杰”。[山东诸城琴派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分别源于“虞山派”和“金陵派”的王既甫（1807—1886）和王冷泉（1807—1877），由于二人师承不同，所以在诸城自然地分成两个支派。一支是王既甫传下来的。王既甫传给儿子王心源。王心源（1842—1921） 琴艺高超，当时的古琴界称他和另一支创始人王冷泉为“诸城二王”。王心葵（1878—1921） 博才多学，从王心源先生习琴，兼学王冷泉先生琴谱，又吸纳了山东民间音乐，历经十二载，融会贯通、并蓄南北，从而形成了诸城琴派。
诸城派古琴最初的传播仅仅限于诸城境内，王既甫的第一代传人和第二代传人全部是诸城人，王冷泉的第一代传人也全部是诸城人。从王既甫的第三代传人和王冷泉的第二代传人起，诸城派古琴迅速传布全国。除了山东，江苏、河南、湖北、浙江、陕西、河北、广东、四川和天津等省市也都有了诸城派古琴众多的传人。
作为中国近现代琴坛的一件盛事，诸城派古琴的勃兴有着诸城派琴人自身的因素，也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
1.诸城派琴人都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把古琴事业的发展放到国家和民族的大背景上，境界高远，视野开阔。人们折服于他们的人格魅力甚于他们的艺术魅力。
王既甫的儿子王心源是诸城琴派著名的古琴家，也是中国同盟会的早期会员。1912年2月，也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诸城也爆发了起义，并成立了山东军政府分府。诸城起义前夕，王心源已年逾古稀，但其仍然不遗余力地四处宣传革命。诸城起义失败后，王心源曾经两次入狱，祸及全家。
在王心源的影响下，诸城琴派的重要传人、其子王秀南积极参加“歃血团”（敢死队），奋起保卫辛亥革命，并因此被捕入狱。出狱后，王秀南的革命热情并未稍减，他将其住处作为秘密联络点，经常与革命党人在其住处秘密集会。
王心源的学生王心葵也是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他始终追随孙中山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不遗余力地宣传革命。在其故乡诸城，他还创办了“东武公学”，借以发展同盟会员，壮大革命力量。
2.诸城派琴人高尚的人格魅力和精湛的琴艺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引起了许多政治家、学者和教育家的高度重视，政治家、学者和教育家的高度重视又进一步扩大了诸城派古琴在全国的影响。
杰出的诸城派古琴演奏家王燕卿系诸城县城东南面的普桥村人，他与王冷泉相距很近而且是其同族裔孙。1911年，维新派领袖和学者康有为将其介绍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古琴，培养了很多卓有成就的学生。王燕卿不仅对诸城派古琴的琴曲作了不同程度的加工，还创立了更为接近民间的、通俗的弹法，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后人以他的授琴之所命名为梅庵派。作为诸城琴派的一个支流，梅庵派在今天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诸城派本身。
在中国古琴界，王心葵和王冷泉、王心源并称“诸城三王”或“琅琊三王”。作为诸城琴派最著名的古琴家之一，王心葵曾在青年时代东渡日本学习了六年西洋音乐，回国后还一度在济南大明湖畔组织德音琴社并传授琴艺。1919年，在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的推荐下，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将王心葵请至北京大学担任古乐导师。可惜这位精通中外、博学多才的音乐家，在北京大学只工作了两年便病故了，享年只有44岁。
3.可能是因为古代琴家过分强调古琴的社会作用和政治作用的缘故，中国古代琴坛神秘、保守，清规戒律甚多，与现实生活渐行渐远。诸城派琴人漠视那些清规戒律，不约而同地从生机勃勃的民间音乐中广泛汲取营养，并乐此不疲。
《关山月》是诸城琴派的一首小品，也是少有的几首具有北方民歌风格的古琴曲之一。这首小品并非始创于文人雅士，而是由王燕卿将山东省泰安市的民歌《骂情人》稍加修改后移植到古琴上的。小调历来为古琴演奏家所不齿，王燕卿却将《骂情人》改编成《关山月》并经常演奏，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诸城派古琴在全国广泛流传之后，在其发祥地却逐渐衰落并且消亡了。偌大的诸城，如今已很难找到操缦之人，甚至已很少有人了解这一以诸城命名的古琴流派了。
关于诸城派古琴在诸城的式微，学者们有过种种猜测，有的学者甚至将诸城派古琴在诸城的式微归咎于王燕卿的南下和王心葵的北上。王燕卿的南下和王心葵的北上，肯定会对诸城派古琴在诸城的传播产生重大影响，可无论如何也不会导致诸城派古琴在诸城的式微，因为他们的很多弟子毕竟还生活在诸城。导致诸城派古琴在诸城式微的最主要原因，应该是战乱和近现代诸城人对传统文化的毁坏。
1.王心源、王心葵和王燕卿都是在1921年离世的，自从他们离世到1947年10月15日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攻克诸城，诸城境内战乱频仍。日本侵略军侵占诸城期间，诸城人更是生活在无穷无尽的灾难之中。
战乱频仍的年代，人们连生存都得不到保障，自然也就无暇顾及古琴的传承了。有关诸城派古琴的资料和器物之所以很少留世，与战乱有着重要的关系。据王秀南的女儿王凤襄回忆，早年其家中有琴，有筝，有瑟，藏琴多达二十多床。到解放时，仅剩下两床古琴和一个筝了。祖传的手抄本《桐荫山馆琴谱》，由于她和丈夫张育瑾的悉心保管才幸免于多年战乱中散失。
长期的战乱不仅影响了诸城派琴人正常的生活，也在他们的心灵上投下了抹不去的阴影。民族危难之际，诸城派琴人用抚惯了琴弦的双手攥起了枪，用子弹和鲜血取代了琴弦来抒发情感，宣泄愤懑。在诸城派琴人的心中，古琴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音乐本身，而成为理想人格的象征。
2.诸城人骨子里那种彻底的反叛精神也是造成诸城派古琴在诸城式微的重要原因。魏陆毅在其文章《也谈超然台》中回忆：“1928年（民国十七年），国民革命军的师长杨虎城，前来诸城追击北洋军阀顾震，将他打跑以后，在诸城住了几天，那时诸城各界正起来各处砸庙，所有各处神像都砸光了。杨虎城特地到超然台瞻仰台上的碑碣，看了苏公的塑像，他下令砸神像者，不要毁坏苏公的像。”管士先在其文章《杨虎城师长来诸城的前前后后》中回忆，当时诸城的砸庙运动是“以反对封建迷信为突破口”开展的，“经过这次统一行动，诸城的庙宇除了超然台（明令保护）和关帝庙外，其余大大小小几十处庙里的偶像几乎一扫而光。”在当时的诸城，古琴是否也跟庙宇一样被有些人看作是封建迷信而遭到破坏，魏陆毅和管士先都没在文章中做出明确交待。即使古琴在那次砸庙运动中得以幸免，那次砸庙运动对诸城琴人的心灵冲击也是不言而喻的。
3.经过上述种种事变，新中国成立后，诸城琴派在诸城的传人仅剩下了张浩一人。张浩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只是把古琴当成一种业余雅爱，平时很少弹奏，并未教授他人。到了晚年，面对诸城派古琴在诸城后继乏人的危机，张浩的心情十分忧郁。尽管他曾有寻觅知音、教琴传艺之念，但时值“文化大革命”，教琴一事，无法如愿，并落得人琴俱亡。
诸城派古琴的勃兴与在诸城的式微，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其留给后人的思索却是沉重的。有关诸城派古琴的话题，恐怕需要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才能谈清楚。这绝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这是后人怎样对待祖先文化遗产的大问题。诸城派古琴，现虽有专门机构加以保护，但仍需要更多的诸城人投身其中，传承、发扬诸城派古琴，为其真正重现辉煌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