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祺归里三十年
◎出身名门酷爱收藏
◎潜心研究著书立说
◎助推仿古铜业发展
◎开创木器嵌银技术
◎陈家拓片独具特色
◎篆刻书法自成风格
◎成就非凡学界尊崇
◎金石大家陈介祺
◎古拓欣赏（清代陈介褀藏）
陈介祺归里三十年
来源：潍坊新闻网2016-09-18 10:54:50
陈介祺23岁中举人,在京为官12载。因不满朝政腐败,41岁辞官回祖籍潍县。归里后的30年里,他将全部精力倾注在金石收藏鉴赏中。陈介祺治学严谨,在收藏、治拓、篆刻、书法等方面皆有巨大成就,古文字学家商承祚赞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陈介祺对潍县仿古铜、红木嵌银等民间艺术的传承、创新作出了很大贡献。刚刚闭幕的首届陈介祺艺术节,再次将人们的目光吸引到陈介祺身上。本期着重介绍了陈介祺回潍后的主要成就及其对潍的主要贡献,以期更多人加入到地方文化传承的队伍中。
陈介祺归里三十年-出身名门酷爱收藏
来源：潍坊新闻网2016-09-18 10:53:03
陈氏族谱。
位于京都西安门街的陈官俊相府(资料图片)。
陈介祺出身潍县名门望族,父亲陈官俊是道光皇帝的老师,因而家庭显赫。陈介祺聪明嗜学,青年得志,他酷爱金石,是全国金石学界的一面旗帜。
陈家居官者多,明清时期出了19名进士
陈介祺的家族史,可以上溯到660多年前,据《潍邑陈氏族谱》记载,其始祖陈大,一名大观,明初因先世出仕潍州,落户潍县城里北门大街。明清两代,陈大观家族中曾出过53名举人,其中19人中了进士,自此宗脉相继、书香传世、祖祖辈辈尊孔尚儒,忠孝传家,有着十分丰厚的文化积淀,成为潍县享有盛名的名门望族,陈家因居官者多而闻名远近。
《潍邑陈氏族谱》记载:陈祥桂(清诰赠光禄大夫)有三个儿子陈官俊、陈官傑、陈官侨。有清一代,他们家后人中,连连出过许多贡生、举人,其中陈官俊、陈介祺、陈介猷三人分别在嘉庆、道光、咸丰年间中了进士。陈官俊中进士后,陈祥桂家族日趋兴旺发达。
陈官俊(1782-1849)字伟堂,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生于潍县城里北门大街南段路东陈家大院(翰林院)。他是陈祥桂的长子,少时读书于浮烟山麓台书院,师从韩梦周。嘉庆十三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嘉庆二十一年,入直上书房(皇子皇孙读书的地方)晋升翰林院侍讲学士,道光年间曾任上书房总师傅,为道光皇帝师并授皇长子奕纬,也是道光的信臣。
陈官俊中进士后,升为工部尚书,并授“紫禁城骑马”,清廷六部中陈官俊做过四部尚书。特别是宣宗为缓和清廷矛盾,令陈官俊“署兵部尚书”,在清代,任命汉人“署兵部”是极为罕见的。陈官俊后又擢升为礼部尚书兼署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从而飙升为“相府”层次,成为陈祥桂家族兴旺发达的极点。
陈官俊为官期间虽屡受弹劾而不倒,就是因为他授宣宗长子奕纬读书时,宣宗“嘉其训迪有方,后皇长子逾冠而薨,上深以为恫,故於官俊特厚,屡获咎而恩礼始终不衰”。
道光二十九年(1849)七月初三,陈官俊因痰疾卒于任所,皇上“悼惜良深”,加恩晋赠太子太保,入赐贤良祠,谥文悫,并御赐碑文,赏给陀罗经被,派亲王前往祭奠,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又下旨赐恤,官俊长孙厚钟加恩赏给举人,次孙厚滋俟及岁时,由吏部带领引见施恩。
陈官俊病逝后,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安葬在潍县西北小圩河村附近的赫家村。
自幼随父读书,19岁时以诗文名扬京都
陈介祺清嘉庆十八年(1813)十月十日巳时出生在京都西安门街陈官俊府邸。公子降临,陈家后继有人,陈官俊喜出望外,母亲丁氏更是视儿子如掌上明珠,疼爱有加。
《潍县志稿》记载:陈介祺,少长京师,赋性端严,持身公谨。幼承父训绝嘻娱,无妄言。日读百数十行略不遗忘。天资聪颖,苦读典籍的介祺深受父亲的喜爱。介祺7岁时,父亲任山西学政期间,命其就读于山西任所,可见父亲对他的疼爱。父谆谆教诲,子不离左右。陈介祺有帝师亲自授课,自己又勤奋嗜学,后来成长为杰出人才是顺理成章的事。陈介祺自幼笃爱文史,13岁时以一首《白莲花诗》受到阮元(金石家)的赞赏。陈介祺不负厚望,19岁即“以诗文名都下”,23岁乡试时被主考官誉为“不易得”的人才,29岁考取内阁中书,委署试读本衙门撰文,办理诰敕房事务,从此开始了他的为官生涯。33岁会考中进士,钦取第十名,授翰林院编修。
陈介祺在天子脚下供职12载。
变卖家产代父认捐 辞官归乡专事收藏
陈介祺自年轻时,就对金石情有独钟。“余自应试始至莱,秋试始至历,见三代器、秦汉印即好之”。他19岁时就开始爱好并收藏金石,23岁时见到青铜器、秦汉印非常喜欢,36岁开始收藏印玺,40岁购得毛公鼎,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金石之路。在京期间,他不惜巨资搜集文物,收藏了商、周、秦、汉时期的青铜器130多件,包括稀世珍宝毛公鼎和商周古钟11件(一说12件),以及古玺印2000余方和其他文物多种。历代刻石、各种古钱,陶、瓷、砖瓦、碑碣、造像、古籍、书画等精品悉数收藏,这是他金石学的起步阶段。陈介祺所藏意在保存华夏文化的命脉,研究、传播古代的历史文化。他在《簠斋尺牍》中说:“以识古字论古文为语,不涉入赏玩色泽也。”
陈介祺为官期间,目睹朝廷的腐败,官场上尔虞我诈的勾当。“代父认捐”的亲身经历,伤透了他那颗一心为国的赤胆忠心,更加坚定了他要提前“回家”的决定。他变卖家产,多方筹措,如数交上四万两黄金,保全了身家性命。这段苦涩的经历,对陈介祺的后半生影响很大。自此他痛下决心,决意不再对朝廷抱有任何中兴的奢望,也不再留恋高官显爵的生活,离开京城这是非之地,辞官回乡。
陈介祺归里三十年-潜心研究著书立说
来源：潍坊新闻网2016-09-18 10:52:43
陈介祺著作《十钟山房印举》。
毛公鼎拓片。
陈介祺回潍后的三十年,是他苦心孤诣又硕果累累的三十年,在这里他忧国忧民救苦济难,在这里他潜心经营金石事业,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新居特制藏宝橱,大旱时设粥厂资助乡民
陈介祺于清咸丰四年(1854)藉丁忧辞官带薪回家。这年他42岁。
陈介祺回潍后先在城西北方向的莱章村他五祖父(陈祥蓂)、六祖父(陈祥醴)家暂住。直至七年后,为避战乱,方迁入潍县城里。
陈介祺回到故乡后,不住城里闹市而偏居城郊是因为他将收藏的毛公鼎秘密带回潍县。清政府关于私人不得收藏国宝的规定,他是知道的,因此他有“怀璧”之惧,暂居乡间以观事态的发展,几年后朝廷对此事并无过问,他才放下心来。据《潍县志稿》载,清咸丰十年(1860)陈介祺的新居建成,新居建筑规模颇大,约一万平方米,位于城里西南隅,北至西门大街(现东风大街西段),南至增福堂街,东至罗家巷(现芙蓉街)。在建新宅时,陈介祺专门在不起眼的地方设计了储藏之处,他在内宅上房西套间特制了一排楠木柜为藏宝橱。
陈介祺虽然退出了官场,但他仍不忘朝政,关心国家大事。他在与朋友的书信中,对国家改革吏治、赈灾救荒、洋人来华传教及开矿筑路、外敌入侵、富国强兵等方面均有大量论说。他更不忘关心地方政事,对于乡间百姓之事也非漠然置之,凡关系民众之大事,他都尽其所能鼎力相助。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捻军攻打潍县。为抵抗捻军,陈介祺曾会同官绅捐资设局募勇办团练,还于夏季酷暑中筹划经营,虚设炮台三座,规模制度皆亲创之。捻军攻城不克,悻悻离去。八月,捻军再过潍时,见到城上设有炮台未敢进城,因而潍县城安然无损。督军丁宝桢基于此报请朝廷为陈介祺嘉赏三品衔。
光绪二年(1876)春,潍县遭遇大旱,乡间百姓饥饿不堪,灾民纷纷拥至县城,各家富绅捐资分设粥厂。陈介祺在西关设厂,历时一月。旧灾未去,秋天又逢大灾,至冬,灾民生活苦不堪言。陈介祺率子孙在城隍庙办粥厂,民乏食者,计口编册,亲自检验,按名分给,风雨无阻,连续数月未间断,救活百姓无数,潍县大饥之后无大役,为从来少见。陈介祺还在书院设立“担粥局”,开支由他个人承担,受到乡民的称誉。
制毛公鼎全形拓,藏印颇丰自称万印楼主
陈介祺回潍以后,凭借桑梓的丰厚历史文化底蕴,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在金石收藏鉴赏中,对金石事业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收藏、释古、研究、著述等方方面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苦心经营,终成大业。
他后半生在金石研究方面的重大成果,首推毛公鼎释文的拓制。回潍之前,他就克服了重重困难,将毛公鼎的铭文拓制成功,他所拓制的毛公鼎全形拓珍贵难得,这是毛公鼎铭文的最早考释。但他仍不满足,回潍后他又根据金石好友徐同柏、许瀚、吴式芬三人的意见,五易其稿,做出完整的释文,从而确定了毛公鼎的价值。毛公鼎全形拓的问世,让世人第一次直观地见到了毛公鼎铭文,对于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历史有重要价值,这是陈介祺作出的重大贡献。
他又得亲家吴式芬所藏古印2000余方,使其藏印多达近万方。至此,陈介祺才有了一方“万印楼主”的印章。
从60岁至72岁的十二年中,更是陈介祺金石学生涯中最为鼎盛的时期,他终日沉湎于古器物的征询鉴别、考证批注、教拓监拓中。他收藏之理念,在于传古。
研究广泛考据精到 著书立说硕果累累
陈介祺一生留下的大量书札、考释、专著、拓本等,对金石学、古文字学和文化历史等方面都有不少精到的论述,影响深远。他先后撰写多方面著作目录75种,均考据精到,阐释深刻,为后人进行历史、文化艺术及古文字等方面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这诸多的著作中,只有《簠斋印集》(12册)是由陈畯(陈介祺助手)于咸丰元年(1851)在京城完稿的(刻钤本)。其余70多种如《十钟山房印举》(194卷)、《簠斋官印考》、《封泥考略》(10卷)、《陈簠斋藏古陶文》(15卷)、《毛公鼎释文》、《海防说》、《习字诀》等都是在潍县完成的。
同治十一年,陈介祺60岁时始得第一片陶文。陶器文字虽不成体系,但陶器上的文字遗迹,也是研究古文字的重要资料。陈介祺对收集的陶文随拓随释,或略作题记,或记明出土地点,还对大部分陶文予以较准确的断代,为后人深入研究陶文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自此,陶文成为与古金文字、古玺印并重的珍贵遗存,列入金石学的一个重要门类。
陈介祺以他超前的美学意识,对家乡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对潍县仿古铜、红木嵌银、拓片、篆刻、书法等民间艺术的传承、创新作出了很大贡献。
陈介祺归里三十年-助推仿古铜业发展
来源：潍坊新闻网2016-09-18 10:52:10
仿古铜产品“马踏飞燕”。
明弘治年间铸观音铜像。
潍县仿古铜历史久远,是全国四大仿古铜产地之一。潍县名人贤士对当地仿古铜艺术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陈介祺就是杰出代表,仿古铜艺术不断适应时代要求,推陈出新。
小土炉能制千斤大件,铸铜工艺独特
潍县青铜器最早出现于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春秋战国时期,在潍县城西南浮烟山一带出土的青铜礼器和兵器,其中有铭文为“平寿”的战国铜戈,这是最早最直接能证明潍县历史上青铜冶铸业发展的实物资料。
青铜器物,不但是古代人们使用的用具,更是一件件造型优美的艺术品,有着很高的欣赏价值。而且它还是一种文字载体,是继甲骨文之后又一种记录古代社会生活的书籍。因此,后人对于古代社会的研究,是离不开青铜器的。为了满足人们欣赏和研究的需要,仿古铜行业应运而生。
仿古铜是指依古代青铜器中的爵、鼎、盘、炉、佛像以及禽兽和人物等,通过仿制工艺,制作出与原物相似的工艺美术品。仿制品精致古朴,形象逼真,集铸造与绘画、雕刻、镶嵌等工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青铜器艺术风格。潍县仿古青铜器成色关键在兑料熬药,铜锡成分比例必须按各时期器物特点要求精细操作。
潍县是全国四大仿古铜产地之一,仿古铜艺术在明朝时已至高峰,精细玲珑的首饰、玩具、陈设装潢、器具镶嵌,无不精妙绝伦。清道光、咸丰年间潍县有制作仿古铜作坊十几家,成了仿古铜器的著名产地。小土炉能铸千斤大件。清乾隆年间铸的城隍庙中东司铜像重两千余斤,面目胡须、衣纹手指精巧细致、生动活泼,神威凛凛；陈官俊棺木铜盖板重两千余斤,规矩准绳,不差毫厘；十余斤的大明宣德炉亦能乱真。
金石学助推仿古铜业,产品远销国外
潍县的金石学之所以逐渐发展为天下金石学的中心,这与潍县仿古铜的兴起有密切关系。明以前潍县当地并无著名金石学家,可是自清代中后期开始潍县则出现了以陈介祺为代表的一批闻名天下、贡献突出的金石学家。应该说潍县仿古铜业的气氛孕育出金石学家,而金石学家的学识水平又促进仿古铜的发展,而把潍县仿古铜业推向极致的则在于金石学。甚至可以说,潍县仿古铜业对陈介祺的“精鉴”多所裨益,而陈氏的“富藏”与学问,则又推动了潍县仿古铜的发展。
清末潍县有不少著名的仿古铜艺人,如胥伦、田培宽、王石经还有陈介祺族子弟陈子振等。1916至1936年,是潍县古铜器仿制的极盛时期,作坊店铺有“邃古斋”、“法古斋”等20多家。“法古斋”仿制的炉、鼎曾选入山东省国货陈列馆展出,其中卣戈、剑、佛像、吉庆钱等300余种,销往上海、天津、青岛等地以及日本、欧洲诸国。
“七七”事变后至解放前夕,仿古铜业已濒于绝境。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非常重视,1960年组织老艺人归队,市美术研究所成立了仿古铜研制小组。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改进,潍坊仿古铜制作工艺得到空前的恢复和发展。尤其是上锈工艺,在原来一两种的基础上,增加到出土锈、家藏锈、黑漆锈、鎏金、鎏银、嵌金银丝等技法,使制品上的斑锈逼真,色泽肖似天成,长期保存颜色不变,形成了潍坊仿古铜艺术的独特风格。
历经数月辛苦 成功复制珍品
潍坊仿古铜艺人认为毛公鼎最早为陈介祺所藏,是潍县人的骄傲,让毛公鼎这件珍品再现在世人面前,是人们的期盼。“文革”后,市仿古铜研制小组派武春香、季传志二人到市博物馆认真仔细地观看了毛公鼎拓片,他俩将两片锡模用钳刀一点一点地刻出,经过打砂后,两片锡模合在一起最后浇成。历经数月的艰辛努力,造型庄重浑厚,花纹质朴古雅,内壁铸有铭文497字的毛公鼎复制成功。这只毛公鼎,造型逼真,保持了原件的风貌和神采。他们又仿制了“长信宫灯”和“马踏飞燕”这两件稀世珍品。《齐鲁风情迎荷瓶》《祥龙宝鼎》是由赵益民制作的仿古铜制品,分别奉献给奥运会和澳门特区政府。潍坊的陈祖光,出于对前辈的敬仰,利用自己懂铸造技术的优势,积极探索仿古铜冶铸毛公鼎的新路子,他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印制的《故宫西周金文录》中关于毛公鼎照片的拓片、形制、数据进行操作,于2010年制作出与原件完全相符的“陈氏仿真毛公鼎”。据了解,全国能复制毛公鼎的只有潍坊。
潍坊“仿古青铜器工艺”于2006年被申报为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陈介祺归里三十年-开创木器嵌银技术
来源：潍坊新闻网2016-09-18 10:51:47
红森嵌银套三古椅几。
红木金银丝镶嵌的看盘。
潍县在铜铁器物上镶嵌金银饰的历史久远,始于春秋。由青铜器镶嵌发展到木器镶嵌,时间跨越了千年,陈介祺功不可没。红木嵌银漆器是中国传统工艺品的瑰宝,是国内稀有的特种手工艺品。
仿照金银错工艺,开创红木漆器镶嵌技术
嵌银,顾名思义就是在器物上镶嵌金银饰文。潍坊红木嵌银是中国传统工艺品的瑰宝,是国内罕有的特种民间工艺品,它以红木、天然漆和金银丝为主要原料,经精工打磨、镶嵌而成。红木嵌银漆器精致美观,古色古香,兼具艺术欣赏和实用价值。它鲜活生动地记录了潍坊人民的杰出智慧和天才创造,体现着潍坊富有特色的传统文化,被誉为民间艺术瑰宝。
在铜、铁器物上镶嵌金银饰的历史始于春秋初期,开始是在铜器上,而后在铁器上。到了战国时期,出现了在青铜器上刻出阴纹后,再嵌进红铜丝或金银丝,这就是潍县最早的嵌银艺术。追溯潍县嵌银文化的历史,史书记载:清康熙年间,潍县的铜业已是一个较为兴盛的行业,当时铜制品的花色品种较多,有水烟袋、铜盆、铜壶、铜号、首饰盒等,呈现出十分繁荣的景象。工匠们为了美化产品,扩大销路,仿照古代青铜器的金银错工艺,尝试在铜器上镶嵌金银丝花纹,为后来木器嵌银漆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青铜器镶嵌发展到木器镶嵌,时间跨越了千年,清道光年间铜匠艺人姚学乾,在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的倡导相助下首创成功,开创了潍县在红木漆器上镶嵌的新纪元。
聘请匠师进陈府,共同创制木制嵌银器皿
《潍县志稿》记载:“姚学乾,南寺巷人,性灵敏,出新意,制造器具精妙绝伦。”他天资聪敏、心灵手巧。在随父辈打制铜器、首饰的过程中,为使饰品更加精美,他参考古代金银器首饰的制作技巧,取其精华,不断创新。由他制作的工件,新颖别致,精巧玲珑,栩栩如生,富有情趣,受到人们的称赞。
陈介祺辞官回家后,专心致志从事金石研究,他不惜重金求购文物,加以收藏。家中除了毛公鼎等商周名器,仅青铜器就多达200多件。为修复、整理收藏的青铜器文物,他聘请了姚学乾等技艺高超的多位匠师进陈府工作。从此,姚学乾有了与陈介祺结识的机缘,他在为陈家修复文物,为古玩配制底座、撑架等过程中,见识了陈家历代收藏的精美文物,眼界大开,增加了文化涵养,技艺水平日有精进。
陈介祺非常欣赏姚学乾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对这位精明的后生寄予厚望,经常和他一起切磋研究提高嵌银漆器的技艺。在陈介祺的启发引导下,姚学乾有了创新灵感。他汲取了古代鼎彝等青铜器镶嵌工艺的精华,试着用硬质红木,按照设计制成毛坯,比照金银错工艺,在木制器具上镶嵌金银丝,形成花纹、图饰,然后上漆、磨光、擦亮,仿制出嵌有金、银丝的“鼎彝形模”的制品。他还根据各种文物的色泽和造型,用红木制作嵌银底座和撑架,其制式风格与古文物珠联璧合,衬托出文物的精美与珍贵,达到了美仑美奂的审美效果,成为潍县早期嵌银工艺品的代表作。
陈介祺对嵌银制品从选材、制作、镶嵌到上漆磨光等许多方面都具体指导。在思想开拓、技艺超群的姚学乾身边,既有多种古文物彩饰作典范,又有经多见广、学识渊博的金石学家对他进行鉴赏、评品、指导,在这个得天独厚的环境里,他完成了一件件与原文物色调融合,浑然一体的配套器皿。同时,一种新颖的木制嵌银制作工艺流程也日臻完善。
亲自教授学徒 发展传承嵌银
正当姚学乾痴心学习,潜心钻研,以待提高发展的时候,却患上了不治之症。深谙嵌银漆器价值的陈介祺,为了使这一独特的技艺流传下来,就将自家雇佣的拓裱匠田镕睿(字雨帆)的两个儿子田子正、田智缗收到门下,学习嵌银漆器的制作技术。
田氏兄弟悉心钻研,刻苦磨砺,嵌银技艺日益精湛,使嵌银艺术得到继承和发展,既具深厚传统底蕴,又有时代气息,形成了富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特种工艺品。其产品从用于消遣观赏的烟具等小型器物,发展到文具、手杖、挂(地)屏及托泥圈椅、雕龙沙发、配套家具等一系列产品。嵌银漆器形成产业,走向市场,畅销京津各地。
清末民初,手杖成为嵌银行业的热销货。最初嵌银手杖只嵌一行双勾字,之后艺人们又将百个写法各异的篆体“寿”字嵌在手杖上,名曰“百寿杖”,这种新产品很快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对嵌银这一民族文化遗产进行了挖掘和整理,潍坊嵌银漆器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潍坊红木嵌银漆器,其典雅古朴、秀美飘逸的独特风格,精致、精美的传统手工技艺,对于促进地域文化交流、国际文化交流,丰富和美化人民生活都起了一定作用,具有鲜明、重要的文化价值。潍坊红木嵌银漆器有100多个品种,它不仅畅销国内各省市,并销往美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家。
作为开创潍县红木嵌银这一特殊技艺的先贤,陈介祺功不可没。
陈介祺归里三十年-陈家拓片独具特色
来源：潍坊新闻网2016-09-18 10:51:28
陈介祺的蝉翼拓。
拓片是我国独有的一种能再现器物上的文字或图形的工艺品。潍县传世最早的拓本是《化度寺塔铭》和《柳公权书金刚经》。
陈介祺制拓技艺精湛,独创蝉翼拓
传拓是我国独有的一套能再现器物上的文字或图形的工艺技法,是以宣纸紧覆在碑碣或金石器物或木板雕刻上,将古老的碑碣、石刻、青铜器、玉器、陶器、木器以及古钱币上的文字图案用墨打印在纸上,所形成的纸本或纸片,即通常所说的拓本或拓片,其作品保真传神,不失原作风采。
潍县的传拓艺术历史悠久,以其技艺精湛,风格别致而久负盛名。远在元、明时期传拓艺术就已在潍流传,清中叶随着“朴学”的提倡,青铜器铭文释读盛行,传拓技艺业兴旺发达起来。
潍县为历史文化古城,历代文人雅士辈出,而嗜古物、富收藏者得到文物后,既要与文人共欣赏、析疑义,又要考证、著述流传后世,在那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拓片(本)是专家们互相交流、考释研究的主要方式,拓片(本)对古文字研究、青铜彝器和陶类器物的考证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陈介祺远见卓识,认为“古器出世,即有终毁之期,不可不早传其文字。”为此他聘用了几十名工匠在家制作拓片。
陈介祺本人就是拓印技术的行家高手。他好收藏古物,又长于墨拓,对潍县拓片艺术影响极大。拓片由于拓法及用色不同,分为朱拓、墨拓和青绿拓三种。先把被拓制的原件洗净拭干,敷以绵性纸张,然后喷雾滋润,用沙锤微加拍压,使纸与物纹匀称相符,再用墨锤或彩锤反复轻拍,使色泽均匀如一,干后揭下即成。在传统的乌金拓的工艺上,陈介祺又创新蝉翼拓,以很薄的纸,用淡墨轻轻拓印,看上去犹如淡云笼月。整个工艺过程要求精巧、细致、轻盈、洁净。这种薄如蝉翼的纸,当时在潍县是买不到的,陈介祺专门派人到安徽定制。
陈家拓片工艺受青睐,从业者渐多
关于拓片工艺的要求,陈介祺在《传古别录》《陈簠斋笔记》中,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由于陈介祺对拓片技艺的孜孜追求,使陈家的传拓工艺到了“椎拓款识,精妙绝伦,为向来所未有”的境界,特别是其立体拓法(即在陶器、青铜器等文物上拓印),被誉为“天下第一拓”。后来,他又创“擦拓法”,陈家拓片的名声流传开来,求购的人越来越多了。为满足群众的需求,陈家开始批量拓印拓片出售。陈介祺根据各种拓片字数的多少,工艺的繁简,规定出了拓片价目:二十字以上的拓片每拓五钱；二十字以下的拓片,每拓二钱；古兵拓本,每拓三钱。另外,对外地订购的拓片,则一律装箱后“交永祥号妥寄”。
陈家拓片生意的兴隆,启发了潍县百姓,工匠学习陈家拓片工艺,拓印拓片出售的人也渐多起来。所谓“自潍有陈氏,青齐琬琰,尽出人间,不啻以诗礼发家。其鉴别之审,装池之雅,纸墨毡蜡之精,无美不臻,乡里皆传其衣钵”。一时间,传拓从业者多了起来。至此,潍县拓片在国内已处于遥遥领先的绝对地位。
陈介祺对传拓技艺的开拓矢志不渝,孜孜追求。他对画稿上反映器物光点高低的黑白反差处理仍不满足。开始他以传统中国水墨画技法中墨的浓淡来处理反差的强弱,制版后要以套拓法进行传拓,这样不仅制版工作量大,且要求拓工的技术高。他反复试验后进行了着墨点的疏密方法,即反映明的地方墨点放稀,反映暗的地方则墨点加密的方法,来处理反差的强弱,解决了在套拓中难以处理的浓淡过度的难点,制版后一次传拓成功。
这种处理方法在传拓上可以说史无前例。
泥封陶制品易损 再创画拓和形拓
陈介祺在继承传统墨拓技艺的基础上,不墨守陈规,大胆开拓,又创新了“画拓”和“形拓”这两个独有的门类。随着拓印次数的增多,所拓器物,尤其是封泥和陶制品的损伤日渐明显,于是陈介祺着手对封泥和陶制品作“画拓”的尝试。“画拓”即对照拓片,用笔绘制的作品。其开始笔痕较明显,经多次探索实践,逐渐由“粗工点笔”发展到“细工点笔”,作品有了传拓的观感。陈介祺对画拓要求极严,要求瓦当面上与图文无关,夹杂在传拓品上呈现的深色着墨点和破残痕迹也要一并剔出,画拓在接近完成时还要以淡墨(色)烘染,使其呈现“拓晕”,忠于原作不作丝毫改动。“形拓”是拓出来的器物形状富有立体效果,能看出器物的形状、纹饰、大小,就像器物的立体画一样。清同治年间,照相术传入中国,陈介祺的表弟谭雨帆懂照相,受其影响,陈大胆提出“作图用洋照”的构思。陈介祺认识到利用照片勾摩(用油素纸敷在照片上勾摩后,再锓刻于木板上),不仅能再现一些不易捶拓的器形与铭文,而且能保持大小缩放的真实性。他命族弟陈子振以此法制作的盂鼎形拓画稿,再配上铭文画拓后,装帧立轴“可谓大观”。在作毛公鼎形拓画稿时,仅能依照实物,参照盂鼎照片来作,其难度可见之大。鼎的形拓画稿一足在前,两足在后,是陈氏所作此鼎形拓的特色。
陈介祺的传拓技艺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为全国金石学家推崇。褚德彝称陈介祺的传拓“精妙绝伦,为向来所未有”；叶昌炽在《语石》中说“潍县陈簠斋前辈拓法为古今第一”。
陈介祺归里三十年-篆刻书法自成风格
来源：潍坊新闻网2016-09-18 10:50:41
蜡模翻砂铸铜印(庞希文、王昌年制)。
陈介祺的著作。
陈介祺的著作中有很多内容涉及到篆刻创作的理论和具体的技法经验,他虽不操刀,但专业精到,也绝非一般篆刻家所能及。他和王经石、胥伦合作的铸印,颇具秦汉古印玺之风范。
对治印有独到见解,篆刻理论影响后人
篆刻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的一枝奇葩。明、清以来,在文人士大夫中,研讨篆刻艺术的风气日益盛行,出现了许多篆刻家和流派,陈介祺就是清末诸多篆刻家中别具一格的一位,他的印学思想影响、推动了家乡篆刻艺术的发展。
陈介祺的印学观,出于他对铜器铭文的研究和对古印玺的钟爱,是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他虽不操刀,但他的一些著作中有很多内容涉及到篆刻创作的理论和具体的技法经验,非常专业精到,也绝非一般篆刻家所能及。
陈介祺将所藏古印与吴云、吴式芬、吴大澂、李佐贤、鲍康等若干藏印举类分别编成《十钟山房印举》《簠斋印集》,为印学之宗,天下知名。
陈介祺对治印有独到的见解,他从治印的思想指导到具体的技法,都有精辟的论述:首先,做印者要有学问,字法、刀法、章法等方面无一不反映出学问的深浅来,没有学问的人做印,不过就是个匠人,绝不会做出超人的好作品。其次,做印要师古。对钟鼎文字入印的积极倡导,是陈介祺的卓见和在印学史的突出贡献。“刻印欲有意求古,可求之钟鼎”,所以要搞好篆刻创作,临习篆书字体,为刻印打好底子是很重要的。第三,做印如同书法,要有“法”有“力”。有人说治印的功力,七分在书,三分在刻,所以一个好的篆刻家,首先应具有较丰富的书法基础和古文字知识,为做好一枚小小印章运用所有的书法文字知识,倾注许多艺术心血才能得到美的享受。
陈介祺的篆刻理论,对潍县篆刻艺术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受其影响,潍县篆刻艺术代有传人。新中国成立后,大批篆刻新秀层出不穷,如郭味蕖、徐培基、于希宁、陈君藻、蒯宪等以古玺风格为主,吸取古玺秦汉印艺术精华都自成风格。
与胥伦合作铸铜印,有秦汉古印玺之风
铸铜印是中国独有的一门金属篆刻艺术,是刀刻艺术与冶炼技术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潍县铸印始创者为城南胥家庄胥伦。胥伦喜爱文物,对篆刻颇有研究,取法汉印,用满白体,朱文小篆,工整秀丽,字体、章法均属上乘。在陈介祺精心指导下,胥伦成了一位能写、会刻、善铸的全才。他制作铜印,往往由陈介祺亲自篆写印文,王石经操刀刻模,胥伦则翻砂铸造。其所铸之印,颇具秦汉古印玺之风范。
胥伦晚年经陈介祺介绍赴北京铸印,得识著名金石家王懿荣(廉生)、盛昱(伯羲)等人。王、盛等对胥伦所铸铜印极为赞赏。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初十日,是慈禧太后六十寿诞之日,京内外大臣为了博得慈禧的欢心,千方百计搜求稀异珍品,作为祝寿礼物。这时胥伦正铸成六十甲子铜印一套,这套铜印以天干地支相配合,六十年周而复始,上刻钟鼎文字,古意盎然,为胥伦得意之作。某大臣得知,不惜以高价购得,更镀以金,宝光焕然。慈禧一见极为高兴,对这套古印的制作大加赞誉,从此胥伦名满京城。
解放后,潍坊工艺美术研究所将铸铜印作为一门特艺,定为重点发展项目,请于树千回所带徒学艺,庞希文和王昌年成为潍坊铜印铸造的传人。他们边研究边生产,悟古人铸印法,运用现代科学铸造工艺,精益求精,创制了别具一格的潍坊铜印艺术。
书法成就卓著 《习字决》传经验
陈介祺是继郑板桥之后的又一创新书法大家,书史称他为清代书法界的变革派,只因为他是金石大家、收藏大家,而掩盖了他的书法成就。
在父亲陈官俊的熏陶下,“簠斋书法从颜体入手,早年以小楷闻于时,出入颜柳之间”(陈育丞《簠斋轶事》)。咸丰二年(1852)所作《毛公鼎释文》的小楷更为峭拔,可窥见魏碑体之遗意,明显地反映出魏碑体的字形及笔画特征。
在封建科举年代,为了仕途的顺利前行,陈介祺幼年时即受到严格的正楷训练,其功力深厚且不失性情,青年时代熟练掌握了“馆阁体”的笔法,楷书工整大气俊雅。中年后,因酷嗜古文字,他从“三代金文”的意趣窥见古人用笔之法,拓宽了书法视野,其字体逐渐追求古拙与金石韵味。其书法源于颜真卿,但不囿于颜体,以颜体宽博的结构、铺毫的运笔,特别是以圆转使笔,表现篆书体势,显得格外得体。因其具有深厚的传统书法功底及对书法艺术的领悟,陈介祺将传统的书法与金文相互交融,从而创出了以颜楷溶入金石篆籀书风的“簠斋金石书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既古劲又易识,豪放而不险怪,颇有新意,称誉书坛,成为清代书家的后劲。
陈介祺晚年书法,在楷书的基础上,揉以金石文字之精华,用墨浓重,行笔沉着,笔道平实,古朴奇穆,清新绝俗,自成面貌,为众家所崇。积多年的经验,同治元年(1862年),陈介祺将自己学书中的甘苦之言,编写成两千多字的《习字诀》,对后人影响极深。
陈介祺归里三十年-成就非凡学界尊崇
来源：潍坊新闻网2016-09-18 10:49:53
古陶文拓本(陈介祺旧藏)。
陈介祺的书法。
陈介祺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专心致志地从事金石文物的收藏、考释、研究与传播。他集金石家、收藏家、书法家、学者于一身,被学界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宗师。
金石收藏闻名于世,被封泰斗
陈介祺19岁入郡庠,开始收藏。可以说从19岁至72岁,53年的艰苦奋斗,铸造了他传奇的一生。归里后的30年,是他一生事业的成熟阶段。这30年里,他从收藏、鉴赏古器物、考释古文字中寻找到避世消忧的人生寄托,乐此不疲。
陈介祺之所以能在金石收藏的热潮中聚珍敛宝,独占鳌头,成为名闻海内外的大收藏家、鉴赏家,一是缘于他个人的酷爱、博学多识,和他对金石文字的诚笃之心和传古之志。再是他具有非凡的鉴古之识和辨伪能力,能先人一筹。陶文的发现和收藏,封泥、秦权量诏版的搜集以及毛公鼎重器的独得皆因此。陈介祺有较好的家境,父亲陈官俊是高官重臣,一品大员,家财殷富,是有名的大户,家里在京还有别的生意产业。陈介祺身居要职也有丰厚的俸禄,家庭经济条件极其优裕,所以才能倾千两黄金购买毛公鼎,又斥资购买其他贵重的青铜器及万印等大量文物。他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同京中及各地金石界主要人物都有结交,在他周围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金石爱好者,身边集结了一批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为其做助手,帮助他完成巨大的历史使命。可以说陈介祺成为全国金石界的一颗耀眼的明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结晶。
陈介祺作为清末著名的金石学家,在金石学界处于“山斗”的地位,不仅是因为他学术上的杰出成就,更重要的是他具有超前的智慧和严谨治学的态度。
陈介祺不仅是大收藏家,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文学家。他以自己多方面的建树赢得了人们对他的敬重。
扎根旧学不断创新,治学严谨
陈介祺是天才,天才加勤奋,成就了一位难得的金石大师、美术大师。历史学家陈振濂在《陈介祺学术思想及成就研讨会论文》中说:大凡伟大的历史人物,通常是处在社会历史的新旧交替转型之时,能稳坐在扎实的“旧学”根基之上,又能够面向新的未来。陈介祺在金石学领域里,兼有两端。
进入清代,山东金石学发展到极致,形成以潍县陈介祺为首的金石学家群体。潍县金石学家非常多,一是受地方文化传承影响,二是得益于陈介祺的推动。陈介祺生长在当时著名的“潍县文化圈”(俞黎华语),该圈以潍县为中心,东至平度、莱阳；西至青州、淄博；北至渤海地区的地域。这里历史文化沉淀丰厚,文化名人层出不穷。陈介祺一生嗜好古物,目光如炬,治学严谨,成就斐然,他与江苏学者潘祖荫被誉为“南潘北陈”。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先生称赞陈介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金石收藏家吴云论陈介祺“海内学者封为山斗,咸谓灵光岿然”。
为人正直待人宽厚 乡亲称他陈大善人
陈介祺为人正直,待人宽厚。虽家庭极其富有,但他从不以势压人,乡亲有了困难他会解囊相助,如遇灾荒年景,他便主动提出让佃户少缴或不缴粮食,乡亲们称他为“陈大善人”。
陈介祺倾其毕生心血,为国、为民、为事业操劳一生,殚精竭虑,终因孱弱多病,于清光绪十年(1884)患“膀胱不化之症”,怀着宏愿未偿的遗憾,于七月二十日卒于家中,享年72(虚)岁。陈介祺去世后,邑人谥号“文懿”。
陈介祺突然离世的消息,在全城很快传开,人们为失去了一位忠厚的长者而痛心。县衙的官员、他的亲戚、生前友好都纷纷去陈家吊唁、哀悼!
陈介祺安葬在县城以北约5里的刘家园村,出殡那天,不少乡亲主动“十里相送”与其告别。参与相送的人非常多,走在最前面的孝子已出北门,后面相送的人还没有走出罗家巷。出了北门沿东北方向的小路走到刘家园即是“陈大花翎”(陈介祺)的墓地。据原陈家墓地守墓人的孙子王光友回忆说,“陈大花翎”的墓田原来很大,约有三亩地的面积,墓地周围有很多松柏树,日本鬼子来时都砍掉拉走了。“陈大花翎”的坟多次被盗,‘文革’中造反派又去挖坟,见到里面是陈氏夫妻合葬的双棺。棺的四周有厚厚的沙坝,沙坝与棺木之间,灌了一层厚厚的黄香。棺的顶盖是铜的,男棺盖是紫铜的,有一千多斤重；女棺盖是黄铜的,重不足千斤。根据原潍坊市政府的指示,村里派人将两棺盖送到了潍坊市供销社土产杂品站仓库。
本期图片由陈景藩提供
部分资料来自《潍坊文化三百年》《潍坊古代文化通论》
潍坊晚报人文潍坊第70期--陈介褀(2012-11-30 20:21:42)
金石大家陈介祺
2012年11月25日 撰稿：王来臣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又字酉生，号伯潜，又号“簠（fǔ）斋”，晚号海滨病史、齐东陶父等，潍县城里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和文物收藏家。道光三十年(1850)，陈介祺在潍县城内旧居建成万印楼。陈介祺曾编写《十钟山房印举》、《簠斋金文考释》等著作，后其以拓本、考释、专著、书札等形式把成果传播到金石学界。他对现代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博物学、印学等多学科的形成，都有突出贡献。鲁迅曾说：“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郭沫若和商承祚则认为陈介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宗师。
封面照片：上图为陈介祺曾收藏过的毛公鼎；下图为正在修缮的陈介祺故居陈列馆。
出身名门曾就职翰林院
陈介祺出生于老潍县名门望族陈家,父亲陈官俊在当时京城任职,曾为道光帝师、皇长子师,饱读诗书,持身端正,学识渊博,德高望重。陈介祺少年时随父亲在京读书,博览群书学业有成,后在京城翰林院从政。陈介祺受前辈的影响,青年开始喜欢金石,从收藏金石中自得其乐。
出身书香门第,深受父亲陈官俊言传身教
清代嘉庆十八年(1813),当年冬天十月初十,陈介祺出生于潍县陈氏家族。陈氏家族是潍县名门望族,自明清以来,尊孔尚礼,诗书继世,忠孝传家,人才辈出。历来县官、知府、守备、道台、巡抚等等层出不穷,仅品级以上官员即达八十余人。家族中学者、书画家、著作家、收藏家、名医等人才济济,有丰厚的文化积淀。
陈介祺之父陈官俊(1781—1849),字伟堂,号恕田居士。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充文颖馆协修,后授翰林院编修、文颖馆纂修。历任山西学政、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及户部左、右侍郎、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工部尚书。63岁出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67岁任上书房总师傅。68岁去世,赠太子太保,入贤良祠、谥文悫公。陈官俊曾为道光帝师、皇长子师,饱读诗书,持身端正,学识渊博,德高望重。
陈介祺自幼在书香门第陶冶,深受父亲言传身教,影响了他一生的事业。同时陈介祺目睹其父宦海沉浮,也决定了陈介祺的志向不能以从政为宿求。
陈介祺出生时,其父陈官俊时任翰林院编修、文颖馆纂修。陈介祺七岁时,陈官俊提督山西学政,陈介祺随读任所。次年,陈官俊任翰林院侍读,陈介祺自此随父在京苦读。陈介祺少时:“聪颖强记,日读百数十行,略不遗忘”。陈介祺十九岁,考入莱州府郡庠,受业于费耕亭,时潍县属莱州。当时名士翟云升特送他隶书折扇祝贺,书曰:“一鸣从此始,相望青云端。”翟云升比陈介祺大三十七岁,能有如此礼遇,可见他对晚辈的期许。
太平军入金陵,奉命捐巨款得赏顶戴花翎
莱州府郡南边十五里处,有著名的云峰山,又称笔架山,自山麓至山顶名胜众多。北魏时云峰山刻石名满天下,尤其是北魏大书法家兖州刺史郑道昭所书《郑文公碑》,其碑文书法飘逸,字态风雅,结构宽博,气势雄浑,为“隶楷之极”,被历代书家所推重,康有为称其北魏“圆笔之宗”。这对于初到莱州的陈介祺来说,无疑是学习最好的教材。当时陈介祺刚刚开始爱好金石,加上翟云升对他的点拨传教,为陈介祺的金石人生打下了坚实雄厚的基础。
道光十五年(1835),陈介祺赴济南参加山东乡试,中得举人。《潍县志稿》记载,陈介祺乡试时“两主司得卷,疑为耆宿,撤棘(考试结束),始知为世家少年,语人曰:其人不易得也。”道光十九年(1839),陈介祺得曾伯簠,此器为东周初年青铜器,言其居“宝簠斋”,并以簠斋为号。
道光二十一年(1841),陈介祺考取内阁中书,委署侍读。道光二十五年(1845),陈介祺于四月十一日会试中式贡士；四月二十日殿试二甲第三名,成进士；二十八日,由进士朝考三十日阅卷,钦取一等第十名。五月五日,由内阁中书恩用庶常。道光二十九年(1849),陈介祺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方略馆分校。道光三十年(1850),陈介祺在家乡潍县城内旧居建成“万印楼”一幢。陈介祺三十八岁时,编写《簠斋印集》十二册,集所藏古印2503钮。咸丰二年(1852),三十九岁的陈介祺以白银千两购得毛公鼎并对铭文作考释。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入金陵,清廷财政告急,陈介祺奉命捐款四万两白银。朝廷赏其顶戴花翎,加侍讲学士衔。
咸丰四年(1854),四十一岁的陈介祺乞假归里,不再复仕后潜心研究金石,经营墓莹田园。
辨伪能力高超 开创独特拓法
晚清时期的潍县是天下金石学中心之一,同时也是青铜器及各种文物作伪最盛的地方之一。客观环境的复杂,给陈介祺的收藏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也给陈介祺提高鉴伪能力提供了极好的机会。用陈介祺的话说,“真者固多见而知其美,伪者亦多见而知其恶”。在真伪之辨中,陈介祺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辨伪方法,并写下了大量的伪辨资料。
陈介祺总结出青铜器“伪刻必有斧凿之痕,以铜丝刷去之,则又有刷痕,而字锋又失。且旧物手摸即可知,伪者必不浑融。伪者斑下无字,斑中更不能见字。古器过朽,铜质无存,则字下可剔而可见。真者字底有铜汗积灰,必不能伪。铸字刻字必可辨,铸字佳者每上狭而下宽”。至于青铜器中的“古文字一篇中之气,一字中之气,一划中之气,迄今人所能伪哉?”陈介祺认为“潜心笃学,以真者审之,久自能别”。
陈介祺认为“传古首在别伪”,他通过大量真伪古器的对比和分析；通过博学广闻,详研古文字结体、笔划、义理、章法,作字之法和作文之法,提高古文字学养；通过对古器物冶铸工艺和材质配比的研究,逐步积累了一整套鉴伪经验。并从经验上升为理论,使自己的辨伪能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化境,保证了自己所藏的大量古文物,没有一件是假的。陈介祺在继承“乌金墨拓”的传统工艺基础上,自己创造了墨色淡如罗纱的“蝉翼拓”和“立体拓”(亦称“形拓”)。陈介祺留下的拓片数以万计,所拓铭文浓淡适宜,连器物全貌、形制、花纹都神韵毕俱维妙维肖,被称为“古今拓法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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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云升
翟云升(1776—1858),字舜堂,号文泉,掖城东南隅村(今山东莱州市莱州镇东南隅村)人。嘉庆举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曾任粤西知县,清代中后期著名古文字学家、书法家。翟云升长陈官俊六岁,但两人同年举乡试,一直到考上进士,闲暇时互相切磋,友情甚笃。陈官俊在京做官时,翟云升每逢晋京都住陈府。
因为翟云升与陈官俊走动频繁,也便成了陈介祺的良师益友,后两人成为忘年之交。
各种缘分成就金石人生
陈介祺的金石渊源,靠得是机缘、人缘、物缘,甚至姻缘。陈介祺的交往人群中,有饱读诗书的国学专家也有古物收藏家、鉴赏家。在家庭方面,他早年得到对金石颇有研究的岳父李璋煜的赏识,并给予了很多指点。陈介祺在晚年时,得到年轻后生其女婿吴重熹的帮忙,吴重熹不仅自己在收藏方面成绩显著,而且帮助陈介祺撰写收藏方面的著作。
以“小门生”身份求教阮元,被一代学宗称赞“天机清妙”
陈介祺年轻时即“以诗文名都下”,这在当时文人雅士云集的大清京师殊为不易。陈介祺在京期间,虽主要精力在翰林院从政,但其金石收藏研究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并得到了京城金石界的认可。
清代金石学受乾嘉学派影响,金石收藏与研究进入了鼎盛。乾隆年间曾经据清宫所藏古物,御纂《西清古鉴》等书,推动了金石研究的复兴。容媛《金石书录目》收现存金石书自宋代至乾隆以前700余年间仅限67种,而乾隆以后的金石著作多达906种。
清代金石学者精于鉴别,考证严谨,研究范围更广泛,收集资料更丰富,考释文字的水平也大为提高,尤其对石刻材料的整理汇集工作开展得普遍而深入,成就斐然。随着各类地下文物的出土面世,给金石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和鲜活的评鉴实物。
陈介祺的交往人群中,有饱读诗书的国学专家,也有古物收藏家、鉴赏家。对陈介祺金石收藏研究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有阮元、李璋煜等。
阮元(1764—1849),为清代前中期一代学宗。他竭力倡导收集研究金石文物,把金石学研究推向高潮,在其周围聚集了一个以官员和学者为中心的金石圈。他主持撰写《山左金石志》24卷,对山东乾嘉之际的金石学兴盛贡献颇巨。
阮元提督山东学政之时,收陈官俊为门生。酷爱金石的陈介祺以“小门生”身份求教阮元,阮元赞其“天机清妙”,并给予诸多指导。陈介祺在数十年后给亲友写信时还多次提及阮元的教诲,可见陈介祺金石师缘之深切非同一般。
早年得到岳父李璋煜指点,晚年得到女婿吴重熹帮助
李璋煜(1784—1857),字方赤,号月汀,山东诸城人,陈介祺的岳父。嘉庆二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后升迁四川司郎中,历官常州知府、扬州知府、广东惠潮道台、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等职。他是京城金石学界活跃的人物,主持校勘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成为文化界翘楚。
李璋煜与陈介祺父子同为京官又是同乡,自然来往密切。李璋煜非常赏识陈介祺的才学,对其偏爱金石学尤为称赞,他觉得凭陈介祺的学问功底和悟性,必将在深奥的金石学领域大堪造就。后来,李璋煜将女儿许配给陈介祺。
李璋煜实际上成为陈介祺一生专注金石学的决定性人物,从学识和物质上都为这位得意的乘龙快婿提供了终生赞助。李氏陈夫人在陈府相夫教子四十年,直至1871年与长子陈厚钟同年去世。
陈介祺二十二岁便随从著名古物鉴赏家、金石学家吴式芬游学,考证金石研究古文字,并开始收藏金石古物,他“见三代器、秦汉印即好之”。陈介祺的收藏包括了毛公鼎、天亡簋(guǐ)、曾伯簠、十钟等在内的影响深远的青铜器,并初步进行了研究考释。陈介祺还收藏了古玺印2503方,并在金石好友许瀚、吴式芬、何绍基等人的帮助下拓印了《簠斋印集》十二册。
吴式芬的二儿子吴重熹,是陈介祺后半生遇到的一个重要人物。由于陈、吴是至交,陈介祺将长女许配给了吴重熹。吴式芬去世后,陈介祺敦促其长子吴重周邀请他的老师许瀚整理校勘吴式芬遗著,将吴式芬的《据古录金文》等著作付梓刊印。陈介祺将吴式芬所藏封泥考释稿《汉封泥考》,加上自己收藏的封泥并入该书合编并考校,于光绪三十年刊印成书《封泥考略》。
吴重熹多次为陈介祺整理缮写金石文字的著录,陈介祺对其也寄予了厚望,陈介祺曾在吴重熹为他抄写的《潍县陈氏宝物簠斋藏器目》题跋中说:“我对于女婿寄予的希望大且重,仲饴(吴重熹之字)勉之哉,勿以此夺志也。”
吴重熹出身于官宦世家,又深受陈介祺点拨教诲,年轻时就追随长兄吴重周宦游各地恪守庭训,好古而博综经史。
与王懿荣书信频传 两人成为忘年之交
吴重熹是陈介祺的长女婿,吴重熹的儿子吴崶(两淮盐运使)是陈介祺的外甥。吴崶又是国子监祭酒、有甲骨文发现之父称誉的王懿荣的女婿,所以这样算起来他们之间自然有了姻亲,因此王懿荣尊称女婿吴崶的外祖父陈介祺为“寿丈”。
王懿荣比陈介祺小32岁,他是经鲍康和潘祖荫介绍,于同治十二年才开始与陈介祺通信交往的。之后陈、王频频传书探讨金石文物,交流鉴赏心得,两人遂成忘年之交。两人往复书信和赠送拓片资料的函件达240多封,足见关系之密切。
光绪七年(1881)二月,王懿荣由故乡返回京城途经潍县,专门到陈介祺家居住了三天,遍赏陈府丰富的金石藏品,与陈介祺详细研究探讨当面求教。尔后王懿荣又在潍县遍访了收藏鉴赏家。这一切都为王懿荣日后发现断识甲骨文,奠定了坚实基础。
清光绪十年(1884)七月二十日,陈介祺带着他许多未来得及实现的夙愿,永远地离开了他挚爱的金石事业。历代专家、学者对陈介祺学术思想和成就进行了高度评价。
清代金石学家鲍康说:“寿卿(介祺)所藏古器无一不精,且多,允推当代第一。(他的书札)不特古雅可诵,其学识尤卓有可传。”《清史稿》中记载“介祺积学好古,所藏钟彝金石为近代之冠”。鲁迅先生曾指出:“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郭沫若和商承祚则认为陈介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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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懿荣
王懿荣(1845—1900),字廉生。山东福山(今烟台市福山区)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以翰林擢侍读,官至祭酒,《清史稿》有传。
王懿荣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幼承家学,6岁入古现村王氏家塾,15岁随父进京。他聪颖勤奋,泛涉书史,有过目不忘之誉。青年时代,性“笃好旧椠本书、古彝器、碑版图画之属”,尤潜心于金石之学。为搜求文物古籍,足迹遍及鲁、冀、陕、豫、川等地,“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泉货残石片瓦无不珍藏而秘玩之”。
王懿荣在京为官半生,有时竟典衣当物搜寻购买古物。王懿荣曾先后拜访当时著名的收藏家、金石学者潘祖荫、吴大赝等人,同他们共同切磋琢磨,撰有《汉石存目》,《古泉选》,《南北朝存石目》,《福山金石志》等书,成为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
慧眼识才俊培养曹鸿勋
曹鸿勋是陈介祺的义子,也是科举以来潍县的第一位状元,曹鸿勋在陈家读书多年,陈介祺亲自为其辅导学业。为使曹鸿勋学有所成,陈介祺还专门请翰林王之翰做曹鸿勋的老师。曹鸿勋高中状元,使本来就翰墨飘香的陈家大院更加熠熠生辉。陈介祺慧眼识千里马,成为学界的一段佳话。
曹鸿勋家境贫寒,为不辍学业勤工俭学
曹鸿勋(1846一1910),字仲铭,又字竹铭,号兰生,潍县西南关新巷子人。曹鸿勋的祖父为道光举人,曾出任过广东鹤山知县。但曹鸿勋的父亲曹棠却文墨平平无缘科举,只能做些小本买卖(烤火烧、煮地瓜等,也曾开过售衣小铺)养家糊口。曹父老实持重,所谓君子固穷却乐善好施,故在西南关一带有很好的口碑。曹鸿勋出生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农历二月初三,他出生时其祖父已病逝12年,他的学识未受祖父的直接影响。曹鸿勋未成年其父便不幸去世,他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艰苦,家境贫寒使曹鸿勋幼年就产生了改变窘境的强烈愿望。
当时在儒教盛行科考之风浓郁的潍县,长辈向少儿灌输的思想主要是“学而优则仕”,曹家也毫不例外。例如某街某家孩子面壁十年,得中举人；谁家后生《四书》、《五经》倒背如流,高中进士等。当时潍县的郭家、陈家、张家、丁家四大家族人才辈出,中举中进士者比比皆是。尤其是城里的陈官俊、陈介祺父子都是进士出身,特别是陈官俊官至工部、礼部、吏部尚书,曾是道光皇帝及道光长子的老师。幼年的曹鸿勋暗下决心苦读,想读书进取立志科举。
曹鸿勋少时天资聪颖,他在上私塾时即被启蒙老师丁象庭发现。曹鸿勋初学《三字经》、《百家姓》等,就比其他学生学得快、背得熟。由于曹鸿勋与其他学生学习进度差别太大,丁象庭不得不“分层次教学”,对曹鸿勋单独另起炉灶。丁象庭对曹鸿勋这个贫而好学的弟子很关怀,经常留曹鸿勋在家吃午饭。为了不辍学业,曹鸿勋经常找机会勤工俭学。
当时潍县知县张楷枝正指挥绅民修筑东关(即东城)城墙,加固城防主要用于防民变,尤其是防御正在“作乱”的太平天国和捻军,东关西城墙还可防洪,主要阻止白狼河(现白浪河)水入侵。修城者可“以工代赈”“以土换米”。曹鸿勋十几岁就参加了“以工代赈”的行列,他白天背土上城换米,聊补家中无米之炊,读书学习则放在晚上。当年潍县东关有一酆(fēng)姓大户望子成龙,听说曹鸿勋为读书“神童”,酆氏便请曹鸿勋为本家子弟做伴读。曹鸿勋一边带动酆氏子弟学习,一边抓紧自学。
陈介祺收为义子,尽心尽力培养曹鸿勋
曹鸿勋有很强的自学能力,又有老师的精心辅导,故学业大进。后来曹鸿勋又认识了在潍县颇有学识的塾师陈恩德,陈恩德授课“严”字当头。曹鸿勋在陈恩德的指导下,学习又有长足的进步,三年之内读完了《四书》、《五经》及其它的有关名著史书,对与科考有关的其它书目,如朱熹的《大学衍义》等也广有涉猎。曹鸿勋的读书之多、记忆之牢、理解之深,均超出了陈恩德的预料。陈恩德每谈到曹鸿勋,常发自内心地赞叹:“吾为师多年,所教之徒颇多。单论聪明颖悟,精于学业一项,唯曹鸿勋一人而已!”
一个偶然的机会,曹鸿勋结识了陈介祺。曹鸿勋学习之余,为潍县城东南角的文昌阁写春联。同治四年(1865)除夕前,陈介祺因事乘车出城,回来的路上想起文昌阁向他求写对联,就掉转车头直奔文昌阁。登入阁内后发现面前焕然一新,迎接的人说:“今年阁上春联都是曹鸿勋所写,此人时年二十岁,虽家贫但好学,不断来此,书法颇佳,故楹联为其所书,请评定。”陈介祺看到曹鸿勋书写的楹联字迹俊秀笔力雄健,点头称赞。
陈介祺十分想见一见这位晚辈,回家后即命仆人驱车接曹鸿勋到家叙谈。陈介祺爱才,见到一表人才的曹鸿勋后问其所学,曹皆对答如流,陈介祺很佩服,送返时以财物相赠。春节之时,曹鸿勋到陈介祺府上拜年,两人一同进餐,陈介祺深感对曹鸿勋相见恨晚,便收曹鸿勋为徒。此后曹鸿勋便在陈介祺的家馆读书,陈介祺后来又把曹鸿勋收为义子,亲自辅导学业。为使曹鸿勋学有所成,陈介祺还专门请翰林王之翰做曹鸿勋的老师。
陈介祺等人捐助川资 曹鸿勋赶考高中状元
陈家优越的学习条件,浓郁的学术氛围,为曹鸿勋创造了一个极佳的学习环境。陈介祺的收藏,使曹鸿勋大开了眼界。到了陈家读书后,陈家的藏书,曹鸿勋也有了机会进行借阅。再加上王之翰的精心辅导,曹鸿勋在学业方面有了超常发展。在科举仕途上,曹鸿勋也是一路顺风。曹鸿勋20岁中秀才,23岁补廪。同治十二年(1873),27岁的曹鸿勋以“拔贡”的身份进京赶考,得一等一名,并得以进入刑部,成为七品之官,正式步人仕途。
曹鸿勋进京赶考的川资多由陈介祺等人捐助,因曹鸿勋的考试是一等一名,从此他便在京城小有名气。两年之后即光绪元年(1875),曹鸿勋于顺天府考了恩科而中举。光绪二年(1876),为庆祝光绪帝承嗣大位,京城举行了一次恩科大考,224名贡生参加了殿试,曹鸿勋赫然其中,结果他以一甲一名及第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曹鸿勋高中状元,轰动了京城。除文章超群外,一手好字即足以使众举子瞠目结舌。曹鸿勋的试卷书法,举子们看中,考官们看中,连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也拍手叫绝。
曹鸿勋高中状元后,不断有人向他求字,连故宫、颐和园内也多处留有曹鸿勋墨迹。都说潍县史上无状元,曹鸿勋中状元的喜讯传到潍县,潍县城一片欢腾,曹鸿勋破了潍县“天荒”,都说新巷子飞出了“金凤凰”。陈介祺作为曹鸿勋的伯乐,他呕心沥血培养出的爱徒高中状元,使本来就翰墨飘香的陈家大院更加熠熠生辉。陈介祺慧眼识千里马,成为学界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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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鸿勋打破沉寂 成潍县首位状元
明清以来,潍县儒学大盛,私塾、县学,麓台、潍阳、思乐等书院的兴办,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出了众多的优秀人才。潍县科举业最盛期主要在明清,明清两朝潍县考取举人、进士者甚众,仅清一朝,即出了举人296名、进士81名。但可惜的是,自隋唐至清光绪帝之前,潍县一带竟没有出一个状元。清光绪二年(1876),曹鸿勋打破潍县1200多年的沉寂,成为有科举以来潍县第一位状元。
曹鸿勋是潍县西南关新巷子人。后来在光绪年间新巷子道北,也出了一名状元王寿彭(1875—1929),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王寿彭高中状元。曹、王两家南北相对。一条长不过百米、宽仅三米的不起眼的小巷子里,相隔不到30年竟出了两名状元,乡人惊喜便把新巷子称为“状元胡同”。两位状元都是平民出身,家道虽清贫但都自幼刻苦努力、勤奋好学,他们不仅书读得好而且字写得好,二十岁前即有才名。
海量珍藏为中国近代之最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是一个丰实的源泉。陈介祺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间文物收藏家,更是晚清时期中国最杰出的金石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陈介祺对现代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博物学、印学等多学科的形成,都有突出贡献。陈介祺的学术成果和思想见解,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誉,与江苏潘祖荫并称“南潘北陈”。他以毕生的心血,为保存、传承、弘扬中华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收藏两万多件珍品,俨然一座金石博物馆
陈介祺的收藏理念是“传古”,而传古的核心是传古文字。所以凡是遇有文字的古器物无所不收,经年累月以致多达两万多件,质精量富堪称空前。陈介祺的收藏,俨然一座颇具规模的金石博物馆。陈介祺收藏的青铜器包括毛公鼎、天亡簋、曾伯簠、十钟等346件,其中商周青铜器248件,秦汉青铜器98件。
稀世珍品毛公鼎是西周晚期的青铜器,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咸丰二年(1852)由陈介祺收藏,此鼎在陈家共收藏58年。此后几经易手,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为镇院之宝。
天亡簋是西周初期著名青铜器,又名大丰簋、朕簋、聃簋。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陕西岐山出土,同年由陈介祺收藏。天亡簋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物,同时是西周断代青铜器标准器,上面有铭文8行78字,记载周武王灭商后为其父文王举行大丰祀典,是铸器人对周文王父子的颂辞。铭文字形参差错杂,在拙朴散乱中显示运动与和谐之美。铭文押韵,是我国韵文最早的表现形式,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天亡簋仿制品尺寸是通高24.2cm,口径21cm,方座边长18.5cm,上部最宽处30cm。
兮甲盘是西周晚期青铜器,也称兮田盘、兮伯盘,或伯吉父盘。宋代出土,后由陈介祺收藏,上面有铭文13行133字,书体厚实壮美、风格独特。记述兮甲(即尹吉甫)随宣王出征,对南淮夷征收赋贡之事,有极重要的文献价值。王国维在《兮甲盘跋》言:“此种重器,其足羽翼经史,更在毛公诸鼎之上。”尹吉甫为西周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是《诗经》的主要采集者。此器现藏于日本书道博物馆,兮甲盘仿制品尺寸是口径长51.5cm,高9.5cm。
曾伯簠是东周初年青铜器,为陈介祺早期的收藏品,因此陈介祺自号簠斋,名其室为宝簠斋,可见陈介祺对此收藏的重视和喜爱。上面有铭文90字(共两器,另一器当时为阮元收藏,92字),是迄今铭文最多的青铜簠,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曾伯是曾国的国君,铭文记载的是其与晋文侯一起为东周平王征伐淮夷,打通江淮铜锡矿输往中原的道路。该簠由陈介祺曾孙媳郭祖珍捐赠国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曾伯簠仿制品尺寸是高9.9cm、口横32.8cm、口纵24.8cm。
陈侯因资敦是东周晚期青铜器,上面共有铭文8行80字,是关于黄帝存在的最早的证据。铭文的大体意思是要发扬父亲的光荣传统,远要以黄帝为祖宗,近要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首次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了“高祖黄帝”一词。铸器人是齐威王田因齐,在位时间公元前356-前320年。田因齐祖上来自陈国,故称陈侯。陈为舜后,黄帝为舜祖,故称高祖黄帝。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为使藏印传之后人,编辑《十钟山房印举》
玺印的收藏和研究是陈介祺毕生倾力投入的事业,他从19岁开始收藏印章,到他归田时已有二千余方,到陈介祺59岁时已经收藏古印七千余方,尤其是回潍县老家后,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陈介祺成为中国古玺印最早的探究者之一,他收藏的许多印章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美学价值,他说过“余收古物以印之费为多”。陈介祺对所藏古印“精选细收,去伪存真,去伪去近”,进行了严格的鉴别,除六朝以前古印一概不收,当年陈介祺所藏印章现多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为了使自己的藏印传之后人,发挥更大的作用,陈介祺决心编辑一部大型的印谱,这就是《十钟山房印举》。为使印举编辑的更科学,陈介祺总结了前人印谱杂乱无序,查阅不便的教训,提出了新的分类编排方法为“叙姓以韵,同者以钮,回文反文、朱白界道、类中以复别之”。
陈介祺不顾高龄病体,全力投入这一浩繁工程,直至去世前几个月还在为《十钟山房印举》操劳。书成之后,震动了整个金石学界和印学界,被誉为“印谱之冠”“印学之宗”,至今仍然是印学界的经典。
与江苏潘祖荫 并称“南潘北陈”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为统一度量衡,向全国颁发了诏书。这篇诏书或在权、量(权即秤锤,量即升、斗)上直接凿刻,或直接浇铸于权、量之上,更多地则制成一片薄薄的“诏版”颁发各地使用,这就是《秦诏版》,陈介祺共收藏80件。
古陶文是秦以前遗留在陶器或残陶片上的文字,是继商周青铜器、玺印、石刻文字之后发现的又一类古文字。清同治十一年(1872),陈介祺得到了出土于即墨的一件古陶残片,上有文字通过考证,鉴定为三代古陶文。陈介祺称其为“黄金不足比其重”,同时陈介祺自号“齐东陶父”,名斋曰“三代古陶轩”。陈介祺共收集陶文残片4800件,并拓印4043纸,编成《簠斋藏陶》、《陶文释存》等文稿。陈介祺通过研究指出“古陶文不外地名、官名、器名,作者、用者姓名与其人其事”。
陈介祺收藏汉画像石、碑碣119件,如著名的《君车画像石》,收藏有石刻佛造像25种。陈介祺收藏古砖达326件,收藏铜镜200面,自题“二百镜斋”。陈介祺所藏封泥548方,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陈介祺收藏的瓦当主要是秦汉时期的文字瓦当有923件,收藏的古陶残片5000件。陈介祺收藏的泉、镞和各式范达1000余件,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陈介祺所藏珍贵书画精品真迹12卷,收藏包括齐、燕、楚、秦、晋等国的兵器64件。
陈介祺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间文物收藏家,更是晚清时期中国最杰出的金石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鉴精藏富,治学严谨,多有创见,与江苏学者潘祖荫并誉为“南潘北陈”。
瑰宝毛公鼎命运多波折
毛公鼎最初是陈介祺以三年俸银千两为代价从陕西商人苏亿年之手购得,此后毛公鼎深藏于陈介祺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病故后,陈家后人将毛公鼎卖给了湖广总督端方。端方被革命军所杀后,毛公鼎差点落到外国人手里。收藏家叶恭绰花巨资将毛公鼎买下,抗日战争时日本人对毛公鼎觊觎已久但未能得手。毛公鼎几经辗转,现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以俸银千两,购得毛公鼎深藏于密室
中国西周青铜鼎传世有三件宝,分别是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原本是古人用来蒸煮食物的器具,后来被用在祭祀活动中。研究者可以透过鼎上的每一个字去洞见祖先的生活片段,连缀起祖先的生活场景。其中毛公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腹圆145厘米、重34.7公斤,腹内壁有铭文32行497字,是我国出土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稀世珍宝,郭沫若誉之为“抵得一篇《尚书》”。
经考证,毛公鼎上面的铭文是一篇册命书,在铭文中提到周宣王在位初期,想要振兴朝政,遂命叔父毛公处理国家大小事务,又命毛公一族担任禁卫军保卫王家,并赐酒食、舆服、兵器等。毛公感念宣王,于是铸鼎纪事。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奇逸飞动气象浑穆,可谓稀世珍品。毛公鼎无言地证明着中华文明2800多年生生不息的传承历史,毛公鼎大口圆腹,口沿上有两只大耳,腹下三只兽蹄形足。
毛公鼎在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陕西岐山周原出土,据传是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
很多古董商人闻名而来,想花大价钱购买毛公鼎,但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有精明古董商以重金行贿岐山知县,董治官被以私藏国宝治罪下狱,此鼎最后被运到县衙,从而被古董商人悄悄花钱买走。
后来毛公鼎被陕西西安“永和斋”古董商苏兆年、苏亿年所得。
咸丰二年(1852),陈介祺以三年俸银千两为代价从苏亿年之手购得毛公鼎。从此毛公鼎深藏于陈介祺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去世后,其子(厚滋)继续收藏,宣统二年(1910)其孙(陔)售给直隶总督端方,此鼎在陈家共收藏58年。
一波又三折,毛公鼎最后被运往台湾
陈介祺病故后,1912年陈介祺的后人将毛公鼎卖给湖广总督端方,后来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端方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俄国人在天津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重金向端方后人购买毛公鼎,但端家不肯割爱出售毛公鼎。此消息传出后国内舆论哗然,当时众多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纷纷要求不能让中国的宝鼎落在外国人之手。民国年间最著名的收藏家和书法家之一叶恭绰变卖了一些文物,凑了3万银元将毛公鼎买下。
叶恭绰(1880─1968),广东番禺人,清朝末年曾任职邮传部,民国后历任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经理,后任国学馆馆长。叶恭绰财力深厚又嗜收古物,于是毛公鼎又来到了叶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从上海避乱到香港。香港沦陷后,日本人胁迫他出任伪交通总长,他称病拒绝,足不出户。在日本人的监视下,叶恭绰在上海的姨太太潘氏,因为争财产和家里人大闹了起来,竟把毛公鼎在叶家的藏处捅给了日本人。日本人来叶家搜查,要求交出毛公鼎。
叶恭绰听到消息后即刻发电报到昆明,叫他在西南联大当教授的侄子叶公超火速赶到上海,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无论如何不能让毛公鼎落到日本人手里。叶公超到上海后,刚把毛公鼎妥善藏好就被日本人抓了起来。原来潘氏向日本人诬告叶公超是间谍,日本宪兵在叶公超的住宅里搜出一些字画和两支自卫手枪,就以间谍罪将叶公超逮捕。叶公超在被关押的39天里,吃尽了苦头,但他始终没有说出毛公鼎的藏处。叶恭绰为救叶公超,叮嘱家人请铸工秘密假造一个古铜器交出了事。叶公超的哥哥也花了重金具结作保,叶公超才于10月下旬出狱。
叶公超被释放后,于1941年夏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运回上海。叶家因生活困顿,遂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后来毛公鼎由巨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于流浪他乡。1946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国民政府,次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国民政府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1948年,大量故宫珍贵文物随国民政府运抵台湾,毛公鼎也成为从大陆运抵台湾的重要藏品之一,从大陆运抵台湾的众多珍贵文物被尘封在台北山区北沟库房之内。
现存放于台北故宫 毛公鼎成镇馆之宝
1957年的春天,北沟库房的西边空地上盖起了一座小规模的陈列室,占地仅有60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篮球场的大小。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身,这座位于北沟的陈列室第一次将运台的文物进行了公开展出,当年的新闻影片真实记录了陈列室布展的情况。1961年的春天,存放在北沟的毛公鼎和其它253件文物被送上东去的轮船赴美国进行展出。这些来自中国皇室的珍宝让大洋彼岸的观众领略到了这个神秘古国的文化传奇,一年多的借展使得美国方面最终决定为台湾提供资金,用于修建一个更大的博物馆来收藏这些皇家珍宝。
毛公鼎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将文物定期轮换展出,而毛公鼎则是被作为不更换的展品,被永久摆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除了保证毛公鼎的安全外,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铜器库房还将室温严格控制在22℃到25℃之间,为的是将空气的湿度保持在45%到50%,以放缓青铜器的氧化速度。毛公鼎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能看着实物研究的台湾专家十分珍惜,正因为如此才到了字字计较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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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途中有意外 深夜运送毛公鼎
毛公鼎的流转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46年7月的一个夜晚,在上海火车站的站台上,一列开往南京的火车即将开车,一个官员模样的人和两个随从扛着一个大大的箱子匆匆上了车。火车到了南京已是深夜,这个官员将两个随从打发走,自己扛着箱子走进一间办公室,悄悄地把箱子放在一个办公桌下,又在箱子上放了一些书报伪装好,便迅速锁好门离开了。
连夜带着一个箱子从上海赶回南京的官员,就是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徐伯璞,箱子里装的就是毛公鼎。当时存放在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的毛公鼎,经过多次交涉徐伯璞才将毛公鼎取出,他将毛公鼎取出后准备移交给中央博物院收藏。堂堂的一个教育部长,又是堂堂正正地准备将宝鼎移交国家,为什么还要搞得如此神秘呢?原来徐伯璞之所以连夜把毛公鼎从上海带回南京,是怕万一被一些有权势的人知道,再闹出什么波折,因为毛公鼎是一个许多人都想攫取的对象。
毛公鼎在徐伯璞的办公桌下不为人知地躺了20多天后,1946年的8月1日,中央博物院派专人前来教育部,将毛公鼎郑重领走。1948年毛公鼎存放在南京朝天宫的文物进行公开展出。在庆祝蒋介石60岁大寿的展览上,蒋介石不仅见到了散氏盘和毛公鼎,还特意与司母戊鼎合影。
万印楼见证百余年沧桑
道光三十年(1850),陈介祺在家乡潍县城内旧居建成“万印楼”。晚年陈介祺回家乡潍县后,继续从事收藏并全身心地投入到金石研究中,因其收藏的印篆过万,其故居被称为万印楼。万印楼古建筑历经百余年沧桑,土木、砖瓦等结构不同程度受到损坏,现在经修复已正式开馆供游人参观。万印楼是中国乃至世界当之无愧的金石学圣地。
“万印”为陈介祺竭毕生精力所聚
万印楼始建于清代道光三十年(1850),是陈介棋回家乡潍县在旧宅上建造而成。现坐落于潍城区东风西街与芙蓉街交叉处,成为陈介祺故居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大师刘海粟题写了“万印楼”匾额。当时其旧居规模占地约l公顷,万印楼是陈介祺收藏文物和研读著录之用房,以藏有古玺印过万方而被陈介棋命名为万印楼。陈介祺曾自书一楹联“陶文齐鲁四千种,印篆周秦一万方”。
万印楼是坐东朝西的民房式建筑,上下两层各四楹,面阁五间,为陈介祺当年庋藏金石彝器之处。楼内所藏古器物甚多,最著名者有万印、十钟、毛公鼎三种,其中“万印”为陈介祺竭毕生精力所聚。
陈介祺19岁开始收集古印,除广东阿伯瑜、昆玉兄弟赠送2700余方外,多是十方八方、三方五方零星得来。万印之中有三代古玺,秦、汉、晋官印和私印,绝大多数是铜制的,只有四十余方是金、玉、银质的,为万印中之精华。
万印楼是中国乃至于世界当之无愧的金石学圣地,万印楼陈列馆收藏有陈氏家谱,陈官俊所用漆砚1块、陈官俊特制毛笔3支、印章1方,陈官俊手书折页4页、陈官俊画像照片1张、伟堂笔记复印件、陈官俊列传复印件,陈介祺朱批战国策(2本)、金石书体手书扇面1份,陈介祺常用名号印章5方、陈介祺特制专用墨1盒、陈介祺特制专用毛笔2支、陈介祺所用印章印谱2本,陈介祺收藏的部分青铜器照片7张、青铜器拓片1份,《簠斋藏古目》1套(3册)、《簠斋尺牍》复印件散页,出版物《簠斋金文考》、民国影印本《簠斋尺牍》十二册、《簠斋鉴古与传古》,陈介祺早期的小楷复印件、陈介祺书写册页(序)1本,复制毛公鼎、天仁簋、井人钟等古青铜器等,复制陶文、瓦当、汉砖等。
万印楼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万印楼北厅因藏有商周古钟十一件,故又称十钟山房,十钟山房门前上方正中挂“十钟山房”匾牌。这些钟也叫陈氏十钟,因陈介祺的收藏而得名,陈介祺根据所收藏的古钟数目,取其整数名其书斋曰“十钟山房”。
这些古钟是井仁汝钟、兮仲钟、纪侯钟、楚公钟(1-3)、虔秉钟、虢叔旅钟、许倪编钟等,多数是用来祭祀祖先的。其中体量最大的是井仁汝钟,最有名的是虢叔旅钟和楚公钟,“陈氏十钟”现收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1992年,万印楼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潍城区人民政府投资进行了维修并建立了“陈介祺故居陈列馆”。
解放后,陈介祺故居由其后人售与私立新华中学作为校舍。1952年,潍坊市人民政府接管后改为潍坊市第三中学。1982年,潍坊三中改建教学楼时,拟将故居全部拆除,经有关部门研究和陈氏后裔呼吁,万印楼和主屋及花厅得以保留。1992年,潍城区拨专款依照陈介祺故居原貌对现有房屋进行了基本恢复。1998年和2001年,潍城区文化局和陈介祺故居陈列馆先后两次自筹资金对古建房屋的外墙、门楼、门窗等进行了维修。
万印楼古建筑历经百余年沧桑,土木、砖瓦等结构不同程度受到损坏。为了保护好历史文化古建筑,经过多次实地勘察和专家反复论证,目前在保持原有风貌不变的情况下,依照修旧如旧的办法进行保护修复,彻底解决房顶漏雨及返潮的问题。书法家启功题写了“陈介祺故居陈列馆”,沈鹏为陈列馆题词“源溯先秦 功垂后世”,陈氏家族向陈列馆献出珍藏多年的大量实物和手札、书函资料。1993年,陈介祺故居陈列馆正式开馆供游人观赏,参观者一直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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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自成一家 还是撰联高手
陈介祺是古文字学家,同时也是风格独具的书法家。陈介祺青年时代熟练“馆阁体”楷书,并苦临颜真卿,在颜体雄浑饱满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柳体的清劲有力。陈介祺在研究铭文的过程中,从“三代金文”的意趣窥见古人用笔之法,这就拓宽了他的书法视野。陈介祺提出“取法乎上,钟鼎篆隶皆可为吾师”,从而他创造出既有楷书的法度,又有隶书的笔意和钟鼎文的神韵,端庄典雅凝重洒脱的“金石书体”。在书法界陈介祺自成一家,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称赞他的字“古逸绝伦”。
陈介祺对于学书法的对象也甚明确,他“钟王帖南宗,六朝碑北宗,学者当师北宗,以碑为主,法真力足,则神理自高。先求风姿,俗软入骨,未易湔(jiān)洗矣”。陈介祺认为“六朝佳书,取其有篆隶笔法耳,非取貌奇,以怪样欺世。求楷之笔,其法莫多于隶。盖由篆入隶之初,隶中脱不尽篆法；由隶入楷之初,楷中脱不尽隶法。古人笔法多,后人笔法少；此余所以欲求楷中多得古人笔法,而于篆隶用心,且欲以凡字所有之点画分类,求其法之不同者,摹原碑字而论之,为汉碑笔法一书也。”
陈介祺是书篆和撰联高手,但极少因事赠与外界人士作品,即使同僚乡绅也不例外。陈介祺也有破例的时候,他曾主动给一工匠书赠一楹联。上款题“息舟有独行为余刻石撰此酬之”,落款“海滨病史”,正文“踽凉齐饿者 俎豆古逸民”。说起此楹联,还有一段故事在里边。
据说陈介祺的夫人李氏病故,陈介祺感念贤妻之“从德”,便铸了一块铜板在穴墓上当做盖石。在硬度极高的铜板上刻字非常人所能,当时潍县只有一人身怀此技,他就是韩秀岐。
韩秀岐是潍县东关人,自幼聪颖好学能诗善文,诗文之余攻篆隶镌铜银。陈介祺要在铜墓盖上刻字,多次邀请韩秀岐帮忙,韩秀岐方才答应。镌铜是一项十分费力的活,据传韩秀岐辛苦劳作,双手磨出血泡才告完工。
陈介祺想以金银作为工钱酬谢,韩秀岐不受,陈介祺赠以土地答谢,韩秀岐也不要。实在没办法,陈介祺想到了精神答谢,主动为韩秀岐书写了一楹联。
陈介祺的书法楹联,虽不能说是字字珍宝句句珠玑,却也是有钱难买,许多官宦人家豪绅之辈想买都买不到。对耿直高士韩秀岐来说,陈介祺赠与的楹联是最好的答谢。
海峡两岸专家共话簠斋
2012年8月31日,由台湾玄修印社、台湾教育书法家协会和西泠印社、潍坊市人民政府、山东印社、潍坊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潍城区人民政府等单位在潍坊联合举办了“海峡两岸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文物收藏展暨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金石、篆刻界、书法界代表7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下面是摘编研讨会上部分专家的观点,以飨读者。
陈介祺促进了晚清金石学的繁荣
孙慰祖(上海博物馆研究员、西泠印社副秘书长兼印学理论与社史研究室主任,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陈介祺不仅是收藏大家,而且是一位渊深的金石学家。他的研究风格自成一家,他的研究方法、学术思想和收藏理念促进了晚清金石学的繁荣。陈介祺文物收藏和金石学研究等几个方面,在他身上完美结合,在我们金石学发展史上是少见的。我觉得这样的学术精神在当时,在今世,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著名金石学家王献唐对其评价为“心细如发,眼明如炬”。陈介祺的学术活动,在当时的潍坊地区影响和扶持了一批后学,簠斋的学术活动也带动了潍坊地区古玩收藏风气,同时也使得大量金石文字资料得以保存和传播。时至今日,依然有大批簠斋研究者及金石研究者、爱好者专程来到潍坊,拜谒簠斋故居。
陈介祺远见卓识影响整个金石界
范正红(山东印社社长,山东财经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毛公鼎是陈介祺一生中最珍重的一件藏品,也是考释毛公鼎的第一人,使毛公鼎成为举世闻名的瑰宝。所藏极具历史价值的重器天亡簋,是我们所能见到的西周最早的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铜器,对历史有着重要的实证之功。陈介祺所藏极巨,居曰“十钟山房”,所藏钟有11件,皆为文化价值甚大的重器。陈介祺金石收藏之所以具有重大的文化与学术价值,与其卓越的眼光与金石价值观念有着直接的关联。其收藏冠绝于一世,远见卓识影响整个金石界。
陈介祺的藏古、鉴古都是以其文化的价值为基本前提的,这就使他丰富的金石收藏从今天的立场上看仍然具有深切的学术研究价值。至今,学术界把握三代铜器的价值仍然与陈介祺的观念一脉相承。我们从陈介祺对金石收藏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清代后期潍坊陈氏将负载中国先秦文化与学术价值的大量器物集于其门之内。今天若评价其文化与学术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它们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宝藏。即此一点出发,陈介祺的文化价值与学术价值也便凸显出来。
各种拓片印刷品为文人雅士收藏
简英智(台湾教育书法家协会秘书长、台湾玄修印社前社长、台南大学教授)
毛公鼎对台湾的影响极大,台湾推行复兴中华文化运动,有国之重器、文化法统象征的毛公鼎,自有特别的意义,成为当时安定民心,复兴中华文化的有力文物。是各级学校国文、历史、社会、文化教育的重要教材之一。
篆刻必学识篆与写篆。陈簠斋所藏精拓毛公鼎、叡钟等金石拓片及秦诏版铭文拓片,在篆刻界崇古以古为尚的思潮下,也成为取资的重要材料。
上世纪六十年代台北故宫博物院发行了以毛公鼎、散氏盘等全形拓并铭文拓片,为一全开宣纸的精美印刷品,上有孔德成先生篆书题额,风行一时,深为篆刻者喜爱而收藏,也为文雅之士相互赠礼的热门雅物,欣赏之外临写金文、秦诏铭文,亦是一时之尚,产生一些金文大篆书法大家,如李猷、曾绍杰、王壮为、王北岳、高拜石等,其中高拜石、梁乃予写了大量的秦诏铭文书法,跌宕浑朴,笔力挺劲。
《簠斋金文手稿》奠定其文化史上的地位
蔡哲茂(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簠斋金文手稿》为陈介祺金文研究札记手稿,馆方记录手稿出版年代为清同治年间(1862—1874)散页手稿,并于1985年编黏成册,又制作为光盘。本书由史语所整理,定名为《簠斋金文手稿》。其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陈介祺的研究成果,二是陈氏收藏品拓片汇集。封面有民国七十四年六月编订并设计手装等字。《簠斋金文手稿》,在考释内容、图书存疑、考释文字、辨别伪器、判定时代、判定器性、判定器主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从《簠斋金文手稿》看簠斋,在中国文化史上自有其崇高地位,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历史人物。
率先将封泥与官印、私印同列三大主要类别
林文彦(台湾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系主任、教授)
在中国,作为信验作用的玺印和封泥同时产生,历代对玺印关注较多且深,至于封泥,截至晚清,才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中,曾针对封泥比对简牍检署制度,从功用、兴替及玺印和封泥彼此之间的关系,作全面性的考察,创获颇多。同时期偏居一隅的陈介祺先生,辗转获得刘喜海最初所得的蜀中、关中出土封泥几十枚,后在咸丰元年所著录的《簠斋印集》中刊载130余枚封泥,并率先将封泥与官印、私印同列为三大主要类别。
光绪初年,陈介祺又偕同吴式芬据所藏封泥进行考证,在吴氏卒后,敦促其婿、子,合两家所藏辑刊为《封泥考略》,陈氏并于所藏封泥拓本下注相关考证资料,成为最早将封泥与古官制、地理相互考证运用之发端。
元代赵孟俯自篆后请人镌刻的细朱文印,后世称为元朱文。在封泥尚未广为流传的140年前,陈氏透过宏富收藏、著录传古、洞察鉴古、题记辨伪、考证精研、发微真知,率先提出封泥远较追踵元朱文为佳的创获,实为真知灼见,即便在今日,借鉴封泥也是印人探究朱文印表现形式的一条重要蹊径。
簠斋极具超前意识
陆明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从陈介祺咸丰四年(1854)归里后,至其卒(1884)的三十年中,正是中国社会内忧外患最深重的时期,国内爆发了持久的太平天国运动,外国列强纷纷觊觎,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运多厄,清政府摇摇欲坠。在这种背景下,陈介祺不仅为国之命运而担忧,同时堪忧收藏的前景。他无法做到不闻、不问世事,尤其是其逝前的最后两三年(光绪八年至十年),这几年中他投以极大的精力来关注时局,并尽一介书生之力,直陈国事,阐发己见,寄呈于友人及有关政要。簠斋虽僻居潍城,对朝政及时局,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国事,并时时关切着朝廷的安危、国家的命运。
簠斋对赈灾深有体验,除以上所言簠斋撰有《海防说》、《论积谷事目答问》、《担粥厂章程书》外,还撰有《铁路说》、《读张之洞奏疏之后》等,以陈己见,并表达了发展民族实业,走国人自强之路的建议,应该说是极具超前意识的。
推动地方文化发展
孙敬明(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文物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烟台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潍坊市博物馆研究员)
潍县金石学家最多,一是受地方文化传承影响,二是得益于陈介祺的推动。高庆龄与子鸿裁、侄嘉钰,以及郭启翼、郭麐、王石经等均是潍县知名金石学家,与陈介祺、王懿荣、潘祖荫等均有学术交流。
陈介祺被认为是古今第一大收藏家,其学术识见是空前绝后的。而从学术发展史角度审视,则是有其架起经学向金石学顺畅过渡,而又由金石学向考古学急速转化的桥梁。由于陈介祺的历史性影响,遂使山东在由金石学向考古学转化过程中走在历史前列。
具有创造精神的书法家
蒯宪(山东省书协副主席、篆刻委员会主任、山东印社副社长、潍坊市书法协会主席)
陈介祺不仅是卓有成就的金石学家,也是一位具有创造精神的书法家。他融篆、隶、楷、行诸体于一炉,形成风格独具的“簠斋金石体”,独步一时,为后人所称道。陈介祺出身晚清官宦世家,幼年即受到严格的正楷训练。我们今天看到簠斋楷书小字,功力深厚且不失性情。簠斋还在颜书下过功夫,如宽博的结构,铺毫的运笔,特别是以园转使笔,表现篆书体势,显得格外自然得体。
陈介祺一生以藏古、鉴古、释古、传古为己任,对所获古物之文字摹录、考释,笔记文字多涉及古文字原型,除传达其意之外,更重要的是须依其形构,而其它记录文字则不必用古文字而用行楷书写,这种无数次的篆楷间的书写转换,自然萌发了新生的文字形态。
本期图片 王来臣 提供(署名除外)
部分资料由潍坊市文联提供
原文地址：古拓欣赏（清代陈介褀藏）作者：古玉人
古拓欣赏（清代陈介褀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