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潍坊新闻网 2016-03-07 10:53:01
现在的人享受着美味佳肴,夏有空调,冬有暖气,出门有私家车代步。可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国家经济面临诸多困难,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老百姓吃饭用粮票、油票、肉票；穿衣要用布票；另外还有粮油供应证、自行车证等,都给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笔者再次回味,心中感慨良多,亦格外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本期撰稿:刘剑侠 张建国 图为山东省粮票和寒亭区面食券
一、困难时期凭粮票吃饭
全国粮票。
笔者(左二)和袁之良(右一)。
山东省粮票。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的人员、城市居民,按计划用粮票买粮油。上级领导到基层检查工作,就餐时也要按标准缴纳就餐费。年轻人饭量大,计划用粮填不饱肚,有人便到火车上改善生活,因为火车上不用粮票。
吃饭按计划供应 没有粮票难买饭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由于农业生产能力低下,粮食产量很低,百姓吃饭都困难。那时在劳作一年后,农村生产队先按国家计划交足征粮任务,剩余部分直接分配给社员,有的生产队每个社员仅分配3斤小麦,其余的就是地瓜和地瓜干了。所以,现在农村很多老年人提起那个年代,都笑称为“地瓜干年代”。那时少数歉收粮食太多的生产队,上级考察后还可拨给计划性的“返销粮”。
农业户口的社员直接由生产队分配给粮食,而城镇的非农业户口人员则由粮食主管部门按计划发放“粮票”。所以,当时昌潍地区(现潍坊市)城市和乡镇(当时称公社)非农业户口的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的人员(包括城市居民),统统实行按计划供应粮油,也就是按计划供应吃饭,每人每月平均30斤左右。当时的粮票十分重要,可以说是每个非农业户口人员的命根子。居民到粮食销售部门买粮、到食堂和饭店吃饭,必须粮票和钱币统一,缺少一样也买不到饭食(主要是馒头等细粮)。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干部到城市开会,只能凭介绍信用粮食到当地粮管所换取少量粮票,而农村老百姓进城办事,因为没有粮票,常是自带地瓜面窝头和大葱。潍坊大集时,潍坊市区的诸多饭店,仅有东风桥(现亚星桥)西北角和平路上的一家“蓬莱饭店”和白浪河沙滩大集上的野摊子饭店可以不用粮票,他们偶尔卖点玉米面锅贴,有时还收一至两毛钱给农村社员用热锅烩烩窝头,一毛钱见到几片白菜叶,两毛钱可见到几片肥肉片,社员感激不尽。所以那时,农村的大人孩子对粮票充满了向往,也成为一种追求的梦想。有的大人教育孩子:好好念书,将来咱也用上粮票,天天吃大白馒头!
据传,当年潍北农村还有一件为吃馒头而当兵的趣闻。说是有一个村民刚穿上新军装,头一次吃馒头时,一边晃着馒头一边说:“馒头啊馒头,我就是为你而来的!”
出差必须带粮票 工作餐后交钱票
当时,凡是因工作出差的人员,不论到了哪里,都要提前准备好粮票和钱币,吃饭后很自觉缴纳粮票和钱币。据原潍县染织厂财务科长袁之良回忆,他当时在潍县染织厂干财务,平日除工作外,还要负责对外来客人的接待。那时接待客人烟酒瓜果全无,倒杯清水就行。吃饭时一律按照招待标准“四菜一汤”。同时,就餐者还要按标准缴纳就餐费:每人二两粮票和三角钱。
那时,上级领导经常到厂里检查工作,一些兄弟单位也到厂里学习交流。当时不兴到招待所或饭店吃饭,厂子也没有接待客人的小餐厅之类。来了客人需要就餐时,厂领导写个批条,到厂总务处领个“排饭单”,再到伙房安排饭菜。
招待饭菜也很简单,一般是炊事员先盛上职工大食堂的两盘大锅菜,接着再随意炒上两个小菜一个汤菜。饭菜都送到办公室,大家围着办公桌边谈工作边用餐。厂里接待过省、地区和县里的领导,他们吃饭后都是自觉地按标准缴纳粮票和现金,连司机、秘书也不落下。厂里工作人员在餐桌旁一边服务一边陪餐,也要按规定交费。
一次,昌潍地区的一位领导到厂检查工作,他是本厂姜传良书记在部队时的老首长,姜书记特意从自己家里拿了一瓶“坊子白干”招待。那位领导吃罢饭后笑着说:“对你们的工作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还得批评,但喝酒超过了用餐标准,公事公办!”硬是带头多交了三角钱。那位老首长秉公办事和严于律己的作风,给在座的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有一次,为迎接上级的一个检查团检查工作,厂秘书提前到县城买了三角六分钱一块的“罗锅”牌香皂,结果受到姜书记严厉批评。他说这种香皂价格太高,不符合党的勤俭节约精神,厂秘书只好返回县城重换了一角九分钱一块的“万里香”牌香皂。
秘书进城去办事 吃饭是个大难题
当时,做秘书工作的非常辛苦。潍县染织厂建在离县城十多里的虞河之畔,秘书小刘经常到潍县工业局上报文字材料和有关报表,厂里没有专门的交通工具,都是骑自行车前往。到了大雪纷飞的严寒冬季,道路难行,到达县城需要很长时间。机关人员办事都很细很严,对每篇文字材料、每个数字都细问多遍,办完就到了吃饭时间。那时潍县工业局办公室的王元初主任,对市郊企业的秘书们十分同情和关爱,每次总是自掏腰包,拿出粮票和钱,让机关伙房的王好友师傅为秘书们做一碗面条以驱寒保暖。后来王好友师傅说,王元初主任把饭票都给乡下厂子的秘书买了饭菜,自己只好回到县城附近的齐家埠农村老家吃饭,秘书们十分感动。后来,秘书们自带粮票,到机关食堂换成饭票就餐。当时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普遍的节俭和律己,严谨扎实的工作作风,给从那一代走过来的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火车上不用粮票 为吃包子去蹭车
当时,很多年轻人由于饭量大,用粮票吃饭根本不够,就想着法子改善生活。
1975年,笔者的父亲从位于渤海边的潍县南村公社(现寒亭区高里街道南孙社区)医院,调至几十里之外的潍县车留庄公社(现坊子区车留庄社区)医院担任院长。车留庄邻近胶济线上的蛤蟆屯火车站,再往西一站就是德日侵华时期修建的坊子火车站,该车站不仅大,设施也齐全,一般火车都会到达这里时添煤加水,停留的时间相对长一些。
有一天,笔者去车留庄探望父亲,父亲很高兴,很想弄点好吃的给笔者改善一下生活,可找来找去连一两粮票也没有找到。这时正好医院的炊事员蔡师傅要乘火车到坊子买菜,火车上买包子不要粮票,父亲便给了他一元钱,让笔者跟着他坐火车,在火车上买到了不用粮票的包子,着实犒劳了一顿。
二、领到粮证告别大锅饭
当地粮食部门发放副卷,给居民适当粮食补贴,图为面值为伍市斤的面食券。
双职工结婚后领取的《粮油供应证》。
面值为壹市斤的面食券。
结婚成家的双职工可以领到《粮油供应证》,这意味着他们不再到单位食堂吃大锅饭,可以每天变着花样改善家里的伙食。冬天还可以凭粮证买到供应的煤炭,一般都是从厂里借地排车,请上要好的工友,顶风冒雪十几里到县燃料公司购买。
成家后才能办粮证 办证程序相当复杂
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对粮油实行统购统销,单身职工只能在单位食堂吃大锅饭,而对结婚成家的双职工(双方必须都是非农业户口)按相关规定,走一系列相当复杂的程序后可以发给人人盼望的《粮油供应证》。
据原潍县染织厂一位刘姓老人回忆,当时他在厂里干文书工作,因为是农业户口的临时工,一直到28岁还没有女朋友。他的父亲非常焦急,感到这对孩子的人生发展是一个极大障碍。于是,他父亲刚满50岁时,就辞掉正干得红红火火的工作,离开了工作岗位,提前退休让孩子顶替,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孩子得到一份能用《粮油供应证》吃饭的工作。
改变户口性质很见效,不久,经厂长介绍,他与本厂的一位织布挡车女工恋爱结婚。女方的父亲在潍北农场当干部,所以女方对生活方面要求条件高些。结婚没几天,厂里就给小夫妻分了两间带院的房子。厂总务科长韩奎章专门到潍县粮食局,为他们办理了一本《粮油供应证》。当他拿着《粮油供应证》匆匆跑回家,妻子喜出望外,接过粮证深情地看了好几遍,当看到第二页上写着丈夫和自己的名字及每月供应粮油数量时,激动地亲了一下,颤着手把粮证抚摸了好多遍。她从抽屉里找出了一本厚厚的书,小心地将《粮油供应证》夹在里面。然后深情地望着丈夫说:“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用到厂里大伙房买那种毫无味道的大锅菜了!”
小小的《粮油供应证》,从此就是他们生活的依靠。
领到粮证小心收藏 哼着歌儿购买面粉
刘姓老人回忆,领到《粮油供应证》的第一个星期天,他就和妻子骑着自行车到十多里外的寒亭第二粮站买面粉。出发前,妻子先是将《粮油供应证》用一个大信封装好,再在大信封的外面套上一个大大的塑料袋,以防被风吹雨淋。骑车行走在路上,夫妇俩几乎是一边骑车一边唱歌,妻子还不时提醒他保护好《粮油供应证》,走不多时要他伸手摸一下。
自从用《粮油供应证》买了粮米后,妻子几乎每天都变着花样改善家里的伙食,不知比吃厂里的集体大伙房强出多少倍。一年后,他们有了女儿,粮证上又多了女儿的供应粮食数量。当时,夫妇俩每月粮面供应计划是每人30斤,女儿只有7斤,其中细粮(当时昌潍地区规定为小麦面粉)占百分之七十,而玉米、瓜干等粗粮占百分之三十,至于大米和小米等粮种,对一般职工而言,是向往而不可求的,用粮本很难买到。那时当官的和有门路的人才能吃上大米、小米等紧缺粗粮。许多人供应的粮面油不够吃,偷偷到厂子附近的寒亭、纸坊等黑集市上买一些细粗粮作补贴。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上级有关部门对集市上的粮食管理不像前些年那样严厉了,可粮食的价格比粮站供应的贵出好多倍,用《粮油供应证》到粮站买供应的小麦白面才一角八分钱一斤,而集市上的面粉每斤竟达三角多钱。虽然贵,但总算可以买到。所以说,当时的《粮油供应证》对工薪阶层来说非常重要,除了每月供应粮油外,每年冬季发给1000斤烤火煤、十余尺布票等,都要凭《粮油供应证》购买。虽然凭证购买的物资少得可怜,但是普通老百姓过日子万万离不开它,它可以说是老百姓的命根子。
用地排车拉炭供暖 效果欠佳亦很满足
每年的冬天,企业的工人供暖都是大问题。住集体宿舍的工人根本没有任何供暖条件,而成家的人有了《粮油供应证》就比单身工人强多了。那时凡是非农业户口的人家,冬天都能享受煤炭供应,但煤炭公司在供煤方面也分三六九等,有一官半职的或有关系的人,能通过各种办法搞来“大同块”等优质煤块,这种煤块不仅耐烧而且热量高。而普通的工人或居民,只能领到上级供应的一般煤炭,热量相对低些。想想当年,看看现在,真是幸福无比。现今冬天一到,一家人坐在家里就能享受到优质的供热服务,多么享乐,这在当年是想都不敢想的。
在那些冬天里,许多人都是拿着《粮油供应证》,从厂里借地排车,请上要好的工友,拉着地排车顶风冒雪地行走近10公里,到寒亭的潍县燃料公司买回供应的1000斤低质煤炭。一行人冻得哆哆嗦嗦,拉着煤炭回到家后,炒上一盘大白菜,喝上几盅坊子老白干取取暖,顿感幸福无比。冬天漫长,那点煤炭根本不够用,且热量也很低。为了让家中多些温暖,有些人就到厂锅炉房旁的煤渣堆里捡煤渣。现在想来,真有些五味俱全。
后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大,《粮油供应证》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渐渐退出了它曾经辉煌一时的历史舞台。它给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们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所以,很多人对家中的《粮油供应证》格外看重,一直珍藏。
三、布票紧缺化肥袋当宝
面值壹市尺的布票。
被用作布料的化肥袋子。
计划经济年代,穿衣用布也实行计划供应,数量少得可怜,大街上经常见到一些人的衣服补丁摞补丁。有创意的人把化肥袋子染色后做成衣服,又抗磨又笔挺,使很多人看了眼热。结果供销社就把化肥袋子留了下来,专门留作“开后门”之用。
布料供应难以满足需要 每遇喜事愁坏家中老人
在计划经济年代,人们不仅吃饭面临极大困难,用餐要用各种粮票和饭票等,穿衣用布也实行计划供应。那时,由于国家工业水平欠发达,市面上很少有化纤面料。当时棉花产量较低,纺织原料受限,难以满足几亿人口的穿衣问题,国家只好对国民实行布料计划供给制。
据原潍县染织厂财务科长袁之良回忆,昌潍地区在布票供应方面大致经历几个阶段:1955年,棉类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每人每年发给布票1丈6尺半(折合5.3米),布票虽少,但还是有些人家经济困难,拿着布票买不起布料。从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时期,每人发放布票大约是3尺3寸左右(折合1.1米),连一身的穿戴都不够。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个笑话,说苏联人笑话中国人三人穿一条裤子,这确实不算过分。大约到了1963年后,布票人均达到6.6尺(折合2.2米)。1970年后,随着棉花产地的扩大和棉花产量的不断增长,布票人均发至1丈2尺(折合4米)。供应布票的数量在逐年增加,仍很难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因为每年发几米的布票,根本就不够用,穿衣需要布料,做被子需要布料。棉布布料耐磨性差,很容易磨出窟窿,所以,在那个年代,走在大街上经常见到一些衣服上补丁摞补丁的人。因为大家都是如此,谁也不会笑话谁。有的人家里要办喜事,便到处走亲告友张罗着借布票,以便给即将当新人的孩子做新衣服和新被褥,许多老人为给孩子弄布票着急得上火牙痛。
那时走在大街上,冷不防会忽然遇到一群人叫骂着追赶一个人,说逃窜的人是布票贩子,在大街角落里偷偷贩卖布票,搞投机倒把,这让搞不到布票的人非常气愤。
化肥袋子当布料 染色做成衣服令人羡慕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论居住在城市还是乡村,也不管是干部还是普通百姓,要做件衣服,只有用布票才能买到布料。那时布票特紧张,布料根本不够用,所以有人想出了奇招做衣服。
有一年夏天,笔者所在的当地供销社新进了一批进口的日本产袋装化肥,那化肥袋子是用一种很结实的尼龙布料做成的,上面还印有日本文字,如“株式会社”等字样。没想到有心人就把这种化肥袋子染了色并做成衣服,又抗磨又笔挺,使很多人都看了眼热。供销社一看化肥袋子竟有这功用,统统留了下来,专门留作“开后门”之用。
笔者的父亲当时是公社医院的医生,医生在当时也是很吃香的人,但父亲为买几条化肥袋子,专门去求供销社的主任。终于有一天,父亲高高兴兴拿着供销社主任的亲笔签字,买回了几条化肥袋子。
笔者的姥姥颤着小脚,先是将化肥袋子拆洗晒干,然后到大街上找到敲着拨浪鼓走街串巷吆喝“染布喽”的染坊师傅,花几毛钱把化肥袋子染成浓浓的黑色。后来,父亲又领着笔者到白浪河畔高里戈翟大队的缝纫组,找裁缝师傅给笔者做了一件工作服式样的衣服。
用化肥袋子做的衣服既结实又好看,笔者穿上后,走到哪儿都是羡慕的目光,班里个别同学非常嫉妒,有的用鄙视的口气说:“这东西是走后门买来的,是日本鬼子的化肥袋子!”有趣的是,衣服在太阳的照射下,会隐隐约约地显示出原化肥袋子上“株式会社”等字样,有的同学便在背后顽皮地大喊“株式会社啊!”笔者当时总觉得能穿到这样的衣服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儿,就回敬那些同学:“捞不着,馋的!”
如今,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穿衣服买布料再也不用拿着布票按计划买了,想穿什么可以随心所欲地选购,每家衣橱里的衣服都是琳琅满目,老百姓的日子可谓是幸福又多彩!每每想起当年用化肥袋子做衣服的经历,笔者总是感慨万千,几多辛酸涌上心头!
一件棉袄穿多年 多数村民补丁摞着补丁
那时布料紧缺,一件棉衣要穿很多年。家中的老人到村供销社买来最普通的布料,再到大街上找染坊师傅,一阵讨价还价后,花几角钱把无色的布料染成青色的,然后求有“马神儿”(缝纫机)的人家做成一件新衣。那时乡下许多农家人是做不起新棉衣的,只在每年过年时做件新单衣套在旧棉衣上,就算是过年的新装了。那时经常看到一些穿旧棉袄的人,身上打着许多补丁。
据原寒亭染织厂的齐女士回忆,她刚结婚时,家里被褥少,衣服单薄,仅有的布票买不了多少布料,母亲疼她没衣服穿,便用家里的布票给她做了几身衣服,还把穿警服的父亲节省下来的布票为她和丈夫每人做了一件新棉衣和一套新被褥,这在当时感觉太富有了。
四、自行车票成了抢手货
自行车执照。
“大金鹿”备受欢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国防”牌自行车很少有人购买,1970年后“大金鹿”和“小金鹿”受到青睐,市场上按计划凭票供应,出现一票难求的局面。买到自行车的人,赶紧买上有色塑料带儿,将自行车的大梁、车把等仔细缠绕包裹起来,以防磨损油漆。人们相互借用自行车是非常困难的,有的要请客送礼才行。
生活困难缺资金 大国防无人问津 自行车执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昌潍地区市面上只流行一种青岛自行车厂生产的“大国防”牌自行车。可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百业待兴,不仅国家面临诸多困难,老百姓的日子也非常艰难。所以,尽管有关部门按层次下发不少自行车票,但一辆“大国防”自行车每辆销售价为150多元,一般工人的工资每月才30元左右。受资金制约,很少人有钱购买自行车。
城市中许多干部和工人都是步行上下班,在农村更是难以见到自行车。尤其在乡间的路上,人们见到有人骑自行车,就像见到一件新奇宝物,会呼啦啦地围上去探个究竟。因那时农村生产力低,工分值很低,干一年活儿只能分到粮食,没有来钱的门路,村民手里没有钱。生产队对社员(农民)管理非常严格,社员每天出坡前都要到生产队会议室先点名,不能按时到达的家里人要向生产队长及时汇报,社员流动困难。所以,不论城市还是乡村,人们对“大国防”自行车充满了希冀,不亚于人们今天对一辆高档豪华小轿车的憧憬。
视自行车为宝贝 出入都精心呵护
当时“大金鹿”每辆售价为155元,“小金鹿”每辆售价为133元,对于当时人们的经济条件而言,确实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所以,人们对自己的自行车都是精心呵护。
那时人们买到自行车后,赶紧买上有色塑料带儿,将自行车的大梁、车把等全部仔细地缠绕包裹起来,以防磨损油漆。那时见到的自行车多数都缠着颜色不一的塑料带儿,人们对自行车已经到了酷爱的程度。每逢骑自行车外出,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碎棉纱或旧布条把自行车精心擦一遍。遇到下雨天淋了自行车,主人都非常心疼,都是先把自行车上的雨水擦干,然后再擦上一层油脂,以防自行车生锈。有的人家对于自行车出奇地爱护,凡是用过自行车后,回家都要仔细检查一遍,经过一番擦洗上油后,把自行车吊在房梁上挂起来,以防尘土的侵扰。
相互借用辆自行车非常艰难,关系再好也难开口。不得已借用时要说上很多客气话,归还时双方都要认真检查一遍,看有没有磨损,如果不慎摩擦了,借的人会诚惶诚恐地道歉。有的人借用自行车,还要请客送礼以示感谢,现在听来似乎太不可思议,但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那时,购买自行车困难,有本事的人,还能收购破旧的自行车重新组装,或自己使用或私下卖给别人。那时在寂静的农村,人们对谁家有辆自行车又羡慕又嫉妒。见到有骑自行车的,一些孩子便顽皮地喊:“自行车跑得快,上面坐着个猪八戒,断了挺破了带,看你下来不下来!”引起笑声阵阵,给当时的农村生活增添了几分乐趣。
交通部门对自行车管理相当严格,用户新买自行车后,要先到交通部门下设的车管所登记备案,工作人员给自行车砸上钢印,发给《自行车执照》,实现车证统一。骑自行车的人经常受到交通部门的检查,如果不带证件或证件、车号不统一,或违反交通规定,都要受到处罚。所以,那时候骑自行车都格外小心,相当于今天的私家汽车。
经济形势好转 大金鹿受追捧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经济形势逐渐出现好转,国力增强,城镇就业者增多,干部职工的工资得到相应提高,想购买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多。当时,“大国防”自行车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被青岛自行车厂生产的“大金鹿”和“小金鹿”取代,市面上还能见到少量上海自行车厂生产的“永久”牌轻便自行车。经济条件的改善,极大刺激了人们选购自行车的欲望,出现了自行车一票难求的情景。但自行车生产能力有限,僧多粥少,上级有关部门都是按计划把极其少量的自行车票发至单位,很多人为搞到一张自行车票可谓绞尽脑汁,便出现了托关系、走后门等不正常现象。尤其在农村要娶亲的人家,女方彩礼中一般都要“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可这些东西都要凭票购买,一般平民百姓很难弄到自行车票,一些老人为此唉声叹气,也有人为此一夜之间愁白了头。
某个公社一直流传着一个笑料,说公社党委书记在即将离职前开会,主要讨论自行车分配问题。这位书记以前一直骑着一辆很破旧的自行车,他说自己干了多年书记,连辆新自行车也没有骑过,当时就决定开个先河,给自己留出一张自行车票。然后,又冲在座的其他领导开玩笑说:“有权不使,过期无效!”可见当时一张自行车票的重要性。
五、戴上袖章身份大不同
“红卫兵”胸章。
“文革”时期的批斗大会。(资料图片)
“文革”开始后,很多人戴上了红彤彤的“红卫兵”袖章和胸章。戴袖章的学生气势汹汹地训斥校长和家庭成分不好的老师,贴他们的“大字报”。后来昌潍地区出现了“地直”和“东方红”两大派造反组织,每天怒吼着开展大辩论,挥舞起木棒和铁棒,扔着石块儿相互攻击对方。
“红卫兵”袖章诱人 出身好的才能佩戴
1966年“文革”开始,戴上红彤彤的“红卫兵”袖章和胸章是很多人引以为豪的一件事。那时拥有一枚“红卫兵”袖章,就有了非常了得的身份。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红卫兵”的,凡加入“红卫兵”组织的学生,都必须是出身“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家庭,出身不好或不赶当时政治时髦的人都被排挤在外。戴袖章的人地位极其特殊,他们到全国各地“大串联”时,只凭一封介绍信,就可以免费坐火车、吃饭、住宿等。
据潍北华疃村(现经济开发区双杨街道华疃村)一位栾姓老人回忆,“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一些戴着“红卫兵”袖章的老师和同学趾高气扬地挥着《毛主席语录》,高唱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的歌,气势汹汹地训斥校长和家庭成分不好的老师,贴他们的“大字报”。当时阵势吓人,一些出身不好的人见到“红卫兵”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吓得浑身哆嗦,畏缩在一旁。那时全国各地设了许多“红卫兵”接待站,那些“红卫兵”总是耀武扬威,看谁不顺眼就揪起谁的头发,随便编个罪名,在其胸前挂上大纸牌子游街批斗。一些被揪斗对象怕被揪头发,都理了光头,“红卫兵”没头发揪就揪耳朵,被斗的人耳朵经常受伤出血,那时经常见到一些用纱布包着耳朵的人。
笔者住在华疃村的姥姥家,因姥姥家庭成分是上中农,二姥爷在看生产队笼烟房时又出了点小问题,有的老贫农就看笔者不顺眼。有一天生产队分萝卜,一个贫农“红卫兵”当着一群小学生的面,狠狠地抽了笔者一耳光。几天后,在大街的墙上,又贴上了勒令笔者这个“外甥狗”滚回原籍的“大字报”。幸亏村里一位刚刚被“解放”的老支书说了句公道话:“孩子不论在哪里,长大了都是为人民服务!”笔者才免回原籍。
破“四旧”闹革命 学生烧掉旧课本
“文革”期间提出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当时,笔者班里原来扎羊角辫或梳齐耳发等好看头型的女同学,竟清一色的全部理成了和男同学一样的大分头。许多女同学面带苦色地皱着眉,不愿意和任何人说话。班主任李老师走进教室,当同学们刚喊出“李老师”三个字时,戴着“红卫兵”袖章的李老师慌不迭地摆着手说:“现在是教育大改革,要‘破四旧,立四新’,以后不要叫我老师了,就直接喊我老李吧!”同学们都目瞪口呆。有个男同学从座位上忽地站起来问:“老李,今天咱们到哪里革命呀?”李老师风趣地说:“就到白浪河里学游泳吧,那里可以锻炼我们的意志!”走在白浪河的乡间小路上,同学们左一声“老李”右一句“老李”地叫着,李老师像个孩子王似的,和同学们玩得可带劲儿了。
笔者第二天走进教室刚拿出课本,几个男同学连抢带夺点火烧掉了。有的同学愤怒地刚想理论,李老师却轻轻地拍着他的肩头说:“现在正是‘大破四旧和大立四新’史无前例的时代,那些旧课本都是有毒的,原来的课本必须全部烧掉!”那时把《毛泽东选读》乙种本当课本,老师从里面找些段落领着学生学习。后来到学校读书的学生越来越少,留校的学生除了给校长和老师写“大字报”就是外出“大串联”,老师们也经常到公社开会,很少有人再管学生了。于是,一些同学回到村里给生产队放牲口。说是放牲口,其实纯是为了骑牲口好玩,大同学放骡马骑着玩,小同学选了脾气温顺的牛骑着玩,也从没问生产队给记工分没。
诉苦大会变了味 贫农感激老东家
1966年冬的一天,华疃学校的师生到一个村子参加“诉苦大会”。戴“红卫兵”袖章的主持人先是指挥大家唱“天上布满星”那首歌,接着又令陪着开会的“四类分子”全部就地下跪。随后,一个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登台诉苦,有的说被日本鬼子打了,有的说汉奸土匪把家里粮款抢了。这时,只见一个耳聋眼花的老贫农在主持人的搀扶下走上主席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开始诉苦:“解放前,俺在白浪河东给东家(地主)扛长活时,人家东家待俺可好呢!东家的老婆孩子吃红面饼(高粱面饼),给俺伙计们都是吃白面饼啊……”这时台下发出了一阵阵哄笑声。大会主持人急忙制止:“别说了,别说了……”那老贫农更来劲儿,一边推主持人一边不服气地说:“我什么时候忘记东家了,咱做人要讲良心啊!”台下又是一阵笑声。
两派大闹火车站 碎石瓦片漫天飞
1967年,昌潍地区出现了“地直”和“东方红”两大派造反组织,每天怒吼着开展大辩论。随着辩论的激烈,双方竟挥舞起木棒和铁棒,扔石块儿相互攻击,整个潍坊火车站的房上房下,红色袖章上下舞动,红色闪闪,参战者勇猛剽悍,旁观者战战兢兢。1967年6月1日,潍坊的“东方红”被“地直”围攻在房顶上,“东方红”从青岛搬来救兵,大闹潍坊火车站,掀了火车站房顶的瓦片当武器,一时瓦片碎石漫天横飞。当时两派从火车站一直打到健康街,路上到处都洒落着残瓦碎片,令人心悸。
六、下乡知青尝尽苦和累
上山下乡青年的《知青证》。
上山下乡青年的证明信。
下乡知青田间劳作。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插队落户。生产队长安排他们拾粪、扒坟、打井、挑大圈等,脏活累活都干。1970年以后,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上山下乡热潮涌 知青凭证领补贴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的。
在当时,有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就是“广阔天地炼忠心”。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是空白。
随着时间推移,一些矛盾逐渐暴露,在知青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国家采取措施进行补救,对改善知青生活发挥了巨大作用。据原寒亭区第二中学退休教师张建国回忆,下乡知青遇到了吃饭困难,可以凭《知青证》每年领到小麦300斤,每月领取豆油半市斤等,对生活进行改善。而对一些回乡的知识青年(从城市回到原籍下乡者),可一次性领到房屋修缮费300元。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落户,还有一部分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
下乡知青啥都干 拜师学习抢粪蛋
据老知青原寒亭区第二中学退休教师张建国老人回忆,1968年11月16日,在杭州上学的他回到家乡潍县双杨公社孙家大队当知青,当年12月16日村里来了第一批青岛知青,次年1月16日来了第二批,他和村里社员一起到公社参与欢迎青岛知青前来插队落户的。1969年麦收刚过,生产队分配农活,安排张建国参加外出拾粪。回乡当知识青年半年多了,扒坟(取砖盖生产队场院屋)、打井、挑大圈等,脏活累活都干了,他心甘情愿,现在叫他去拾粪,他觉得丢人不干。队长找他谈话:“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咱村就有大闺女替老爹拾粪的事,你小伙子怕什么?”
拾粪“大本营”远在30里路外潍坊城西北郊种马场(今潍坊奥体公园位置)南边、紧傍潍德路的一个机井屋子里。三批人员轮流,一轮15天,日须拾粪120斤以上,完不成不能回去,关系年底的工分等级。炊事员兼管粪过秤,每过三四天,队里就来车拉。粪有拾无类,人畜都行,当然“大牲口”牛马骡驴的多见。城里逢五排十大集的前一天下晌,大家开始睡觉,养精蓄锐,以备次日黄金时段的到来。一到凌晨,公路上牲口脖铃就叮铃叮铃地响个不停,车辕上挂着马提灯,新粪在春寒料峭中冒着热气。路间铃响马粪来,各路夺宝者竞相冲上公路。傍晚过秤,多数人动辄超额,张建国拾粪的时间长却比别人都少,最多才拾到106斤。
这时他的私人指导于师傅说:“你没见,拾粪的比粪蛋子都多,天下哪有那么多粪好拾?说拾是好听,是抢,是偷。”说完模拟示范:把几块坷垃堆在地上当作粪,让张建国和他争抢。他背着粪篮拿着粪叉,等距离十几米处时,边冲张建国喊着“别不好意思”,边奔向那摊粪。靠近后,于师傅张开双臂,摆扭着屁股使劲推搡张建国,牢牢护住那摊粪。他对张建国笑着说:“我还是对你客气了。俩人争粪,别看地下,先一别腿把他撂倒,粪还会飞了?”现在想来,好笑之极。
招工回城有工作 下乡生活永难忘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国家对知青政策开始调整,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后来,出现了大规模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的抗争事件最为出名。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并未出现有人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社会更加“和谐”。
1975年潍县集中安排了一批知青在本地当工人。在当地结婚生子的知青,也陆续安排了工作。像笔者这样恢复高考后自行考走而“没有矛盾上交”的是个位数。
1985年,上级有关部门颁布了知青下(回)乡当工龄计算的文件。当年的知青一度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建设的主力,如今,不少人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结,他们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期,永远忘不掉。
七、影评人员享特殊待遇
影院发的《业余影评员证》。
影评员们参加的电影会。
电影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昌潍地区各县市的电影院挑选喜欢写作的同志担任业余影评员,每人发给一本《业余影评员证》。业余影评员最大的报酬和优待就是免费看电影。为使影评员写影评有所参考,影剧院还定期发给影评员们一些刊物。
当上业余影评员 文章经常被采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昌潍地区各县市的电影院,根据上级的有关指示,从当地的一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挑选喜欢写作的同志担任业余影评员。那时工人阶级被称为领导阶级,挑选影评员时都是先从工厂聘请,笔者当时在潍县染织厂干秘书,经常在报刊和电台发表一点小文章,荣幸被选中。
当时,潍县影剧院的孙世瑞经理和董建森老师直接领导影评员开展工作,并且还发给影评员每人一本《业余影评员证》。那时获得一本《业余影评员证》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是很多人向往而不可及的。影院对影评员没有什么特殊报酬,只发个纪念本或水杯之类的,年底再发给一本非常精致的电影明星挂历。此外,为使影评员写影评有所参考,影剧院还定期发给影评员由贵州电影公司出刊的《电影评介》和山东电影公司的刊物《电影介绍》及昌潍地区电影公司的小报《电影介绍》等。潍县电影管理站还自办了一张叫作《电影与观众》的小报,影剧院也在大门的两侧专门设立了宣传橱窗,刊登影评员写的文章。凡稿件被采用,经董建森老师核实认定,再在影评员证件的记录栏内签字,便作为开会表扬的证据。那时人人争着当影评员,不少人踊跃给电影院投寄文章,每每看到自己的文章登载或出现在橱窗里,是非常高兴的事儿。
挥着影评员证 出入影院可免费
影剧院对业余影评员最大的报酬和优待就是免费看电影。每当影院开始入场,把门的剪票员为浩浩荡荡的观众一个个剪票放行时,影评员只要拿出《业余影评员证》一晃,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入影院,令持票入场的观众非常羡慕。影评员们进去后,有空座位就坐下,如果没有座位还可以到影院的办公室找把椅子,更多的时候是找张报纸就地而坐。
影剧院要求影评员每周必须写出两篇以上影评。笔者除完成这个任务外,还向省市有关电影刊物投稿,曾有多篇影评被省电影公司和昌潍地区电影公司《电影介绍》采用,稿酬丰厚。看到自己的文章出现在电影报刊和影剧院的宣传橱窗内,确实是件很惬意的事。
笔者的工作单位潍县染织厂位于县城(寒亭驻地)以北十多里的郊外,不靠村店,十分荒凉。为了写好影评稿件,笔者下了班便骑上自行车到县城看电影或参加会议。电影演完往往深更半夜,天黑路难行,笔者就到好朋友王成章处,和他挤一张床。王成章的单位在影院对面,他是吃国家粮的机关工作人员,而笔者当时是一名吃地瓜干窝头的临时工。每次去他都是管吃管住,口粮不够他就回家要。那时候,由于各方条件所限,乡村和城市的文娱生活十分匮乏和枯燥,劳作了一天的人们都把看场电影当做一件非常温馨和浪漫的事。那时影院的电影票非常紧张,可谓一票难求,但由于笔者有《业余影评员证》,就可以畅行无阻地出入影剧院,不仅可以享受免费看戏看电影,还可以找电影院的工作人员走走后门帮人买票,笔者曾多次持《业余影评员证》到电影院为亲戚朋友购买电影票。当时,潍县工业局许多工作人员都请求笔者为他们购买过电影票。
五莲参加影评会 经历多个第一次
1979年底,昌潍地区电影公司在五莲县(时属昌潍地区管辖)召开电影宣传座谈会,笔者随潍县影剧院的孙世瑞经理、董建森老师及固堤放映队的郑队长与会,在会上作了“我是怎样当好业余影评员的”典型发言,受到好评。
昌邑等县市影评员的典型发言,都给与会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那时,人们的思想不够解放,对刚刚“解放”出来的一批电影,如《三笑》《刘三姐》《流浪者》等,都感到非常新鲜。
有个影评员发言说,他们那里有两个青年男女在影院看了《流浪者》后,在座位上搂抱亲吻,还有的小青年穿喇叭裤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表现,看这样的电影必须边欣赏边批判,会议气氛热烈而紧张。
与会前,昌潍地区电影公司的一位殷老师和董建森老师亲自把笔者叫到潍县招待所,连续几天几夜帮笔者修改发言稿,使笔者受益匪浅。
同时,那次开会笔者还经历了许多个人生的第一次:第一次走出工厂见到了外面的世界；第一次见到了五莲县的大山、招待所餐桌上的大红蛹、核桃等食品；第一次看到骑着毛驴赶集的老太太……
《业余影评员证》给笔者留下了许多难忘和幸福的记忆,真感谢当年电影界的老前辈们的关怀和厚爱!
本期图片均由刘剑侠提供(署名除外)
